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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祖
认识杨显惠已经很久，他的作品也一直在阅读，可总是感觉无话可说，套用一句古语:因为一说便俗，或者用维特根斯坦的话，属于不可说。放在当下的中国文坛，杨显惠太另类了。
杨显惠1980年代就已经有名，他的短篇小说《这一片大海滩》获1985年全国短篇小说奖。可此后就没有了音信，似乎淡出了江湖。2002年，《夹边沟记事》出版，他才浮出水面。这一潜伏就是近20年，在当代文坛，很罕见。大家都忙着挣稿费，赚版税，以版税的多少评估作家高低的时候，他却决然地背对文坛，而向西北荒漠走去。他的两本书，版税都不多，可他前期投入的资金却是版税的几倍。他每年来一次甘肃，每年就要花费4万多人民币。他告诉我，工资都赔进去了。我问他，那您爱人不抱怨？你们如何生活？他淡然地说:“不抱怨。我们的生活用我爱人的工资就够了。”我知道，他在生活上是非常节俭而朴素的。同时，也想起了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的一段话:“一个作家不论处境何等困难，都应忠于自己的原则……如果把文学用于满足自己过上更舒适、更富有的生活的需要，那么这种文学是可鄙的。”
每次杨显惠来兰州，我们都要见几次面，在黄河边，在茶座，在饭馆，反正有的是机会。每次与他晤面，等于都是一次洗礼；在他那里，你才能真正感到一个作家的尊严，一个文化人的力量。每次与他在一起，谈的似乎都是文学，而且只有文学。现在想一想，都感到很奢侈。他的心脏是搭过桥的，却固执地往甘南跑，甚至跑到了玛曲，那里县城海拔可是3340米。我很担心他的身体，他总说没有关系，还能坚持，趁现在能跑动赶紧跑跑，以后跑不动了，就坐在天津家里，专门整理和写作。我想他能坚持，是因为在他那里有自己的宗教，他把文学当成了自己的宗教。他的创作，就如藏族牧民磕着长头去拉萨，那是一种信仰，是一种自我洗礼，一种还愿。
他说，“我把历史门缝挤开了”，但挤开后，他却很快离开。他写完了《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把一个个别人不敢碰的题材“现”“象”出来，却很快转向别的领域。他只开垦未开垦的土地，荒地开了，他就走了。但可惜的是后继者却没有几个。
“我把历史门缝挤开了”，这句话是有千斤重的。因为杨显惠挤开的那扇门，并不是通向厨房，也不是通向后花园，而是通向一段崎岖的山路，通向历史的幽暗，通向人性的黑暗……那里是高处不胜寒，也不胜一般读者的阅读接受力。我没有问过杨显惠，他在写作的过程中有什么感觉，写作对他的健康是否有影响。我没有问，也不准备问。因为这是一个残酷的问题。伟大的作家是拿自己的生命在“写作”，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借别人的火，煮自己的肉。
有些朋友问我，与杨显惠那么熟，为什么不写一篇评论？我真的是无言，也无力言说。在我这里，杨显惠的著作不仅仅是“文学”，那更是生命的呐喊，是命运的反抗，是人性的煎熬。
杨显惠说:“我的作品是用诚实的态度讲述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但‘真实的故事’是除了个别的故事写真人真事之外，十之八九都是虚构；这十之八九又都隐约晃动着真人真事的影子，虚构的故事全都使用了真实的细节。”这是我们进入杨显惠小说的密码。听说《定西孤儿院纪事》在《上海文学》连载时，有些读者对小说里的“人相食”提出质疑，认为是编造。甚至编辑都打电话问杨显惠。我听了这个“故事”，默然。历史真是非常残酷的，它可以遮盖多少“真实”。这个娱乐的时代，“虚假”的东西都“真实”了，都被大众“喜闻乐见”了，而“真实”的东西，反倒“虚假”了。
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信中说:“在苏联俄罗斯文学的广阔原野上，我是唯一的一只文学之狼。”这句话也可以用于杨显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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