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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杨斌华
“文学杂志读者今何在”的疑问，不仅是对过去的文学读者的追踪，更是对当下潜在的文学读者存在可能性的关切。他们因何流失？难道所谓文学人口的消减注定是一种时代暗含的宿命？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文学杂志在经历了短暂的巅峰时刻之后，一直运行于双重边缘化的下降通道。这一方面固然可以归因于市场经济和视听媒体的勃兴带来的强力挤压与冲击。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文学叙事受驱于自我边缘化的心魔，逐渐从现实转入内心，从话语批判转向形式游戏，从公众主体蜕变为自我中心化，逐渐弱化了自身对历史现实境遇的把握能力和表达能力，加剧了文学的精英主义和专业主义倾向。这使得文学与现实情境之间不再具有深切的勾联，进而放弃了对于其复杂性、丰富性的洞悉与考量，阻断了与社会大众的道义默契。文学话语的自我高蹈和叙事形式的墨守成规无疑加大了与读者大众的心灵鸿沟，并为他们因精神维系感的失却而选择逃离显现了充分的理由。
文学杂志多年来受困于观念的桎梏和市场的泥淖，积重难返的自身弊病造成了它个性趣味的保守老旧、面目样式的趋同划一和创新能力的萎靡钝化，自我偏执甚至还诱发了自恋自闭和孤芳自赏。无情的现实不容逃避，读者的急剧流失和发行量的锐减早已使之徘徊于生死边缘。
文学读者如今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能指”空洞化的概念，无从把握且令人狐疑。结局异常明晰，文学的自我边缘化除了把大量的传统读者驱赶回了日常生活，把潜在的年轻化的新一代读者逐出了日愈专业化、精英化的文学视野，使文学读者人群进一步老龄化、小众化、圈子化以外，还做了些什么？如果失去赖以生存发展的读者一维的支持，还谈何真正扩大文学的影响力？如果消解了读者大众的“多数人”概念，又谈何文学本身具有的普遍“本质”与意义？这样的话，文学杂志无疑将就此深陷保守僵化的死胡同，欲振无术，更遑论激活自身的发展活力。
如果我们不去悉心研究市场化的复杂因素和时代生活方式的深度变化，全方位关注和考辨读者的审美需求和阅读趣味，如果我们不能对读者大众“亲”而“和”之、“吸”而“引”之，缺乏对潜在的新型文学读者人群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反而一味责难市场的媚俗和读者的平庸，一味沉浸于对以往年代的缅怀与感伤，那么，读者的流失与消隐除了证明当下文学杂志自身的苍老病弱、因循守旧和魅力低下以外，还能有其他什么自我说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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