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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杨斌华
“15年前的纯文学主义者也许没法想象，在15年后的世纪末的最后几天里，有这样一则新闻：一个话剧想要在某一个城市里演出，受到当地部门的阻拦，部门领导的理由是：‘他们搞的不是纯文学。’昔日的激昂慷慨，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常识。这个常识却令人不安地被权力吸纳了。”
我愿意摘引某评论家质疑“纯文学”概念的这段话，是因为据说在内地，上级部门领导重新梳理了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允诺今后给一家以往长期依靠企业资助才能勉强维持生存的文学杂志专项拨款，拨款的条件便是“坚持纯文学的方向不能改变”。这个插曲无疑同样耐人寻味。
在许多纯文学杂志发行持续走低的背后，其实隐含着这样一个事实：由“纯文学”观念支配和控制的文学叙事在失去了因拒绝、批判和反抗性姿态而产生的轰动效应之后，逐渐走入了自我观念封闭化和语言观念绝对化的狭隘路径，日益远离社会现实，变得日愈保守、呆板和孤绝、自恋，从而抑制了其话语影响力的有效扩张。
与此同时，面对90年代以来文化情境的切换，“纯文学”叙事实践在加速自我边缘化的进程中，又于无形中暗设了一种与市场化现实的理论对立：刻意强调和渲染“市场”对文学的戕害与销蚀，惧怕、无奈且推责于市场，不但责难读者的平庸，更怪罪市场的媚俗，从而为自身的贫瘠苍白及文学读者的流失找寻到一种文化解释及借口。“要么沙龙，要么畅销”式的二元论摇身一变成为了某种绝对化的思维模式，似乎舍此以外就别无选择，似乎文学一旦“市场化”就肯定被玷污，文学杂志不可能依靠市场的发展而生存。岂不知“畅销”未必就是媚俗，“沙龙”并不等同于精粹，更不意味着可以持守不变，魅力低下、无人喝彩绝非市场的过错，泥古不化、自我禁锢才是创新的天敌。在文学/市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高尚/媚俗非此即彼、对立冲突的必然关系，“市场化”并非文学走向媚俗的渊薮，文学未必不能经受市场考验来维护自我尊严，其间无疑存有着极为丰富的实践可能性和现实空间。
如果保守可以自认为坚守，偏执可以自认为坚执，守旧被看作为守望，教条被当做了信条，那么，“权威说法”就自然能够与“官方叙述”不谋而合，相互认同相互默契，进而建构起一个容易被“市场”弄脏的，遗世独立、孤芳自赏、清洁无害的纯文学“形象”，并为之赢得政策保护的合法性、继续自恋自守而精心编织千奇百怪的堂皇理由。当下纯文学杂志的生存发展果真只有依靠类似这样的“退耕还林”方式，才能休养生息，培植生态，才能真正维护好某种所谓的文学“本质”，坚守住仿佛一成不变的文学理想吗？
有一种景况其实无须假设：享受了保护性政策的某些纯文学杂志虽然几经努力，却终究脱不开各种思想羁绊，数年后境况依然如故，勉强度日，发行量甚至仍阴跌难止，读者更是兴味索然。这时，是否会有人站出来说：“他们搞的是纯文学杂志呀！纯文学就是这样的。”今日“退耕还林”、弃绝市场的“权威说法”，最终换来的可能是未来的可持续困境。令人不安的是，这种困境同样仍然与某种权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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