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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陈福康
20多年前，我有幸读到郑振铎先生日记。在1943年这个最艰苦的年头，他正隐姓埋名蛰居在当时还很偏僻的沪西的一幢普通民居内（今高邮路5弄25号），却无意中做了前面一座豪宅主人、大汉奸周佛海的“邻居”。在这样的环境下记的日记，当然常常“语焉不详”。4月27日记：“阴。十日许，访徐，谈北事甚久。闵尔昌语，尤可感动。”这里的徐，是大学者、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当时他从重庆来到沦陷中的上海，于3月10日又去了趟沦陷中的北平，此时已从北平回到上海。（徐老先生为什么冒险来到沦陷区，我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愿识者教之。）郑先生与他“谈北事甚久”，当然是为了了解北平的现状。他们谈到的闵尔昌，如今知者肯定极少。我晓得这个名字，是因为见过他穷十年之力，辑录清代八百多人传记而编成《碑传集补》60卷。这在学术上可谓大功德。再查工具书，知他字葆之，生于1872年，卒于1948年，清末曾入袁世凯幕，民初又任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1927年后任教于辅仁大学。他还著有《雪海楼诗存》《雷塘词》等。这样一位旧文人，说了什么话，竟令郑先生大为感动，还特意记入日记？我曾在《郑振铎年谱》一书中引录了这段日记，但我无法加以注释，心想，这“闵语”恐将成为历史之谜了。
过了20年，重读郑先生的《吴佩孚的生与死》，竟兴奋地“发现”文中完整地记下了“闵尔昌语”：“有一次，一位老年的友人（按，指徐森玉）到北方去，遇到闵葆之先生。他几年来足迹不曾出大门一步。他连到中山公园去也认为是‘失节’的事。‘但希望中国、美国的飞机能来才好！’葆之先生幻想道。‘来炸了，不是你也很危险么？’那位朋友问。‘这样的被炸死了，倒是甘心的！’”
闵老先生的话，至今仍令人感动！
郑先生此文，其实我早就从1945年战后出版的《周报》上连载的《蛰居散记》中读到过的。只是当时是在图书馆匆匆翻阅旧期刊，没注意这段话，以后就一直未能再读到了。因为自1951年出版的《蛰居散记》一书起，便删去了此篇，另外还删了《记陈三才》《一个女间谍》《记平祖仁与英茵》《惜周作人》。1982年福建重版的《蛰居散记》和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三卷中，补收了《记陈三才》等四篇，唯独此文仍旧删剔。直到1998年出的《郑振铎全集》，才补收此文，我方得以重读！
最初删去那几篇文章，想来因为有人认为郑先生歌颂（周作人一篇则是“同情”）的那些人“有问题”。然而现在，陈三才、郑苹如等人都已被肯定为抗日英烈，郑先生对周作人的评论，也被公认为公允正确。吴佩孚一篇中，郑先生高度肯定了吴在沦陷区北平不为敌人所引诱、所屈服的爱国精神，也是完全正确的。我知道，吴曾是北洋军阀头目，手上还沾有二七大罢工先烈的鲜血；但是，郑先生文章只是肯定他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最终坚持了民族气节，赢得了沦陷区人民的尊敬这一点。郑先生是从沦陷区炼狱中走过来的人，他最能深切体会吴佩孚晚年坚守大节的意义与影响，他也有权发表对此事的看法；倒是那些坚持要把此文删去的人，才是没道理的。
我认为，这篇文章沉沦40多年，很有一点历史的嘲讽的意味，值得如今出版部门那些检查图书和书稿的编辑和官员们反思。不能再干这样的蠢事了！
抗日胜利，是全体中国人，当然包括陈三才、郑苹如、平祖仁、英茵，也包括闵尔昌，还包括吴佩孚（仅仅不包括汪精卫、周佛海、周作人、胡兰成这些人）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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