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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陈福康
某报发表尹传红的《你看月亮的脸》，讲述了170年前发生在美国的一场“月亮骗局”的故事。1835年，新开张不久的《太阳报》以显著标题发表了记者洛克捏造的“最新科学消息”：某著名天文学家在好望角用一架最新型的望远镜，看到了月球上的新奇景物。洛克用“生花妙笔”连续在该报发文章描述月球上种种怪异的动植物，尤其是“月球蝙蝠人”，报上甚至还配登了图画。该报因此打开了销路，而且一跃而达到当时最大的发行量。很多人，很多报刊，都信以为真。如有个团体曾打听如何与那些月球人联系，以规劝他们皈依基督教。最令人发笑的，是堂堂巴黎科学院居然还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当然，假的就是假的，不久谎言便被戮穿。但更可笑的是竟仍然有人宁可信其真，使这场闹剧又延续了数月之久。
尹传红的文章还分析了“月亮骗局”“成功”的条件。一是那位科学家当时确实在好望角观测星球；二是造谣者很有“技巧”，能装模作样地大量运用一些“科学术语”，并能作身临其境般的描述；三是他很了解当时公众（读者）的心态。
尹文对我很有启发。我想到，当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里的谎言谣传，也与“月亮骗局”有共同之处。仍拿1980年代中国文坛最大丑闻——“周作人任伪职是因共产党动员”的谣言来说吧。造谣者沈鹏年大概因为处境不好（他在“文革”中犯错误，单位里正在审查），急欲在“史料发现”上弄出点声响，来帮助在政治上“解困”。他先是搞了个“毛鲁会面”的谎言，随即被批驳得体无完肤，于是又想出了有关周作人的谣言。与“月亮骗局”一样，沈某也掌握了造谣的若干“条件”与“技巧”。其一就是《毛选》新注释中关于周作人确实有了文字上的修订，他便可以乱抠字眼胡解释（但新注释明明说周某“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二是当年平反了不少历史冤案，确实也有像关露、袁殊这样的“文化汉奸”被证明是打入敌方的地下工作者；三是沈某充分掌握访问时如何进行心理暗示的技巧，了解被访人员的心理；四是他也充分掌握一些读者的心理。
现在分析起来，当年提供“证言”的人，其心理活动全在沈某的掌握之中。如周某一案可翻，那么某人公子哥儿时混迹于“伪组织的高层政治圈中”的经历，也就成为一段光彩的历史；当过周某秘书的人则更可成为“党与周某的联系人”，类似于冯雪峰与鲁迅的关系了。于是这几位也不顾事实，闭着眼睛瞎编，甚至说周某在当汉奸后写的《中秋的月亮》是“讽刺日本反动派”的，刊载这篇文章的报纸，“一出版便抢购一空”。周某简直成了抗日的英雄！有人甚至还把周某当年到南京为汪精卫“祝寿”时顺便到伪中央大学作的讲演《中国的思想问题》，说成是周某反对中大校长樊仲云“要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一样自动解散”的“难能可贵”的“理性”“意见”。还说当时进步学生听了，“热烈鼓掌。坐在主席台上的樊仲云等人显得非常狼狈又无法可想。”这真是见了鬼了！《中国的思想问题》，就收在周某的《药堂杂文》书中，里面哪里有一句涉及反对解散共产党的？
认真的研究者对待任何资料（包括伪造的），都要“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列宁语），岂会那么容易上造谣者及帮腔者的当？然而，却总是有人“宁可信其真”，而把揭露谎言视作大煞风景。当年就有某日本教授听信了谣言，兴冲冲赶到北京参加有关周作人的研讨会，结果大失所望，回国后还发表文章把驳斥谎言的我挖苦一通。过了十多年，当年登载沈某造谣“史料”的某刊，竟然又再次刊登明显荒谬的为沈某辩护的文章（陈漱渝先生已写有反驳文）。由此我不禁又想起了鲁迅说的，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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