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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王晓渔
近10年音乐青年的精神历程，可以形容为“从卡拉OK时代到超级PK时代”。10年前，音乐青年喜欢在卡拉OK包房里用进行曲的节奏大声吼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他们的耳朵只经过高音喇叭或者四喇叭录音机的“熏陶”，他们的喉咙让人不敢恭维，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获得“想唱就唱”的权利——那是一个音乐平民时代（也有可能是音乐贫民时代）。10年后，当年的音乐青年如今已是音乐中年，CD、MP3培养出的新一代音乐青年开始用海豚音演绎英文歌曲，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PK时代却通过“残忍”的淘汰赛筛选出平民出身的音乐贵族。这两个时代并不矛盾，它们构成互补：愿意让喉咙享受快感的选择卡拉OK，愿意让耳朵享受快感的选择超级PK。
在音乐青年“改朝换代”的同时，文学青年的处境有什么变化呢？早在1980年代，像蝗虫一样多的文学青年就利用墙报、日记本、情书等各种“话筒”进行着文学卡拉OK大合唱。进入21世纪之后，网络又成为新的“扩音器”，但让人失望的是卡拉OK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文学青年几乎没有机会参加超级PK。
或许有人会反驳，各种文学评选活动不绝如缕，怎么能说文学没有超级PK呢？一位叫做毛银鹏的站在柜台卖鞋的湖北农民，于2005年获得了老舍文学奖，它不就说明文学超级PK的存在呢？我们不能忽略这么一个细节：毛银鹏曾把自己的一篇小说送至全国所有知名文学刊物，都没有音信；他后来发现《北京文学》编辑部就在鞋铺附近，把稿子直接送去，但等了九个月编辑都没有看；凑巧杂志社卖书的大姐把稿子转给另一位编辑，这部后来获《北京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的小说才侥幸发表。毛银鹏属于幸运者，相信有不少并不逊色于他的写作者，因为没有杂志社或者批评家的拐弯抹角的熟人，至今不为人所知。与此同时，读者也不得不阅读大量未经PK的平庸作品。
超级PK至少需要三个基本条件：首先是参与者的开放性，比如海选尽可能地让更多报名者参加；其次是评判标准的多样性，公众的或专家的、偶像的或实力的、市场的或美学的，均会考虑在内；再次是评选过程的残酷性，它不是请客吃饭，而是短兵相接。超级PK最重要的作用，是使写作者拥有凭借作品实力进行上下流动的渠道。尽管当前诸多文学评奖活动均宣称自己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奖项能达到超级PK的标准。而毛银鹏之所以获奖，几乎大半要归功于某种偶然性。
刚刚结束的“超级女声”已经引起众说纷纭，超级PK也不可能是文学的“救世主”。但文学的卡拉OK可以让写作的手享受快感，文学的超级PK可以让阅读的眼睛享受快感。如果只有卡拉OK、没有超级PK，我们只能继续面对盲人摸象式的文学现状。（编者注：PK为英语“点球penalty kick”的缩写，指比赛中两位选手对决，只有一位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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