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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张柠
前些天，北京的一位编辑约我写一篇短文，我答应了。她紧接着提出几个“小小的要求”：1.不能谈学术；2.文字要雅俗共赏；3.通过文字能看出你的立场和追求。这种要求看上去好像很平常，其实很苛刻。我心想，我又不是李敖，怎么可能同时满足这么多要求呢？结果这次合作不了了之。
只有李敖才能同时满足上面提出的3项要求，乃至更多的要求。李敖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就不谈学术，他说，关于自由主义的著作汗牛充栋，无法谈。于是他插科打诨。“插科打诨”是一种用调笑的方式，企图把人们从过分严肃的语言环境和思想僵化中解救出来的戏剧表演形式。李敖熟练地掌握了这种形式。李敖说话还雅俗共赏。否则，北大校长不会一个劲儿鼓掌；本科生肯定也很欣赏，他们全都在咧着嘴巴直乐；广大的普通网友无疑更是听懂了，他们不但全程追踪——整理、转贴、链接音像文本——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所以是“雅俗共赏”。至于其言谈的“学术性”就不用说了，演讲的载体是“世纪大讲堂”，地点设在中国的最高学府。
同时满足这些条件并不容易，何况是一位70岁的老人，而且还没有讲稿。“脱口秀”，这种言谈方式需要肉体的激情和言谈的智慧，当然更需要自由的言论空间，管制太严不行。有时候“脱口秀”的词语渠道受阻、也就是脑子突然“断电”了，为了应付直播场面，说话者只好“胡说八道”，他不是故意的，而是为了“救场”。他要保持“说话”逻辑的完整性，而不是“真理”逻辑的完整性。比如有时候为了突现学术性，李敖会不失时机地嘀咕几句英语，说出很多外国学者的名字。能记住那么多的英文单词和翻译过来的外国人的名字，不容易。
李敖的基本原则是，你只要让他登台表演，他什么要求都答应（在北大讲得比较捣蛋，在清华就变得乖仔似的），这就是他所谓的“自由主义“策略。他坚决反对五种不合作的姿态：一是“梗儿”（自杀）；二是“颠儿”（逃跑）；三是“得儿”（隐士），四是“蔫儿”（不吱声儿）；五是“翻儿”（造反），认为这些方式都是傻冒儿。
李敖选择了一种新的方式，我称之为“癫儿”，也就是疯了。李敖当然不是真疯，而是“佯疯”，是“人来疯”，于是有小儿状，于是滑稽。这种佯装疯癫的伎俩，东方社会比较常见。李敖的“人来疯”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其实他的祖宗就是东方朔。李敖的演讲，根本就不是讲给大学生听的，而是讲给管理者听的，于是他更像东方朔。公元前一世纪出现的东方朔是智者，21世纪的“东方朔”只能是“人来疯”，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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