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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范培松
钱锺书的《写在人生边上》批评有些文学评论家，如此说：“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话说得是刻薄些，但若看看当今文坛上的一些挂着这样那样文学评论家头衔的，尤其是个别散文评论家，在他们身上确实可以闻到一点“太监味”。
对于文学作品的评论，我一直认为，讲究这样的方法或那样的方法确实是需要的。许多西方文学评论的流派被引进来，也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不过，方法最先进也离不开基础，即对作品的鉴别。好比对文物鉴赏时，先得对一个文物鉴定：是属于哪个朝代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尔后才能鉴赏，评估出它的价值。说得绝对些，没有鉴别，就没有评论。可是我们当今的一些散文评论家，他们的评论实在令人吃惊。
手里就有一本名为《审判余秋雨》的专著，是××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因为研究散文，余秋雨又是文艺热点，所以一见到关于评论余秋雨的书就买，尤其是“审判余秋雨”，更激发了我买的兴趣。
谁知到家一翻开，我感到实在吃惊，这本专著是“仿照法定审讯程序编造了许多诉讼状”。正儿八经地仿照法定审讯程序，编造了许多诉讼状，进行审判。“余秋雨散文”的主要罪状是“谋杀了散文的严谨与庄重”，“谋杀了散文的真实与平易”等，作者用“审判”“谋杀”来评论散文，这是作者的自由，作者用这种策略抓读者的眼球，也可理解，但通篇对余秋雨的散文的“审判”，是危言耸听，没有丝毫学术可言，用“恶作剧”形容它，并不过分。我读了之后，一是佩服作者有勇气，写出这样的散文评论，二是佩服出版社有勇气，出版这样的散文评论。散文评论界让这样的文字充斥着，我感到悲哀。
或许，这是极端的个案，但是现在不负责任的捧杀和骂杀的评论文章还少吗？
评论本来就是一种再创造。对一个作家，比如余秋雨，可以赞扬，也可以批评，但必须有一条原则，是好说好，是坏说坏。有多少好说多少好，有多少问题说多少问题。这是原则。我曾经认为，一部（篇）文艺作品，以三类分，一类是经典性的，二类是有特色性的，三类是一般性的。作为一个文艺评论者来说，起码应该有鉴别这三类作品的能力，如果把一类定位二类，或把三类定位二类，这还可理解，如果把三类捧为一类，或把一类贬为三类，就是笑话，人们有权怀疑你是否是“太监”。
可惜当今文坛上，这样的笑话，却时常在发生。
不当“太监”，能否作为我们从事评论的工作者的一条要求？如此，或许那些胡捧恶贬的文章可以少一些，文学的天空也从此会更纯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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