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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冉隆中
如果要将批评群落加以粗略分类，大致可以划分为：两极的坚守者和游走在中间的大多数。所谓两极的坚守者，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安贫乐道的批评家，他们有心中的“道”，并且有为这种“道”而奉献、舍弃和牺牲的殉道精神。另一类是懂规则有操守且殷实的新生批评家（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汇来表达对这一批评群体的概括，只好用了这等于没有界定的很易引起歧解的词语），这类批评家之所以能够殷实，往往不是直接得益于批评书写的营生，而是因为他们依靠自己的不错的一份职业或聪明才智而获取了较为优厚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关键的是他们坚信文学批评应该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就像在他们各自的行业里有各自的行业规则一样，他们懂得遵守，敬畏和认真，他们是一群真正可以不为稿费、职称和其它浮浪虚名而写作的人。对上述两类人去谈文学批评的道德和操守是没有意义和必要的。因为他们可能会反过来问你：这是一个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吗？
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上述两极批评家不需要回答的问题，不等于今天的多数批评家不需要去作出回答——因为在当下的批评家整体阵营中，上述两类批评家只是少而又少的另类，对于多数的批评家而言，职业道德和操守这样的问题，恰恰是困扰他们最严重的主要问题之一。如果说我们把上述两类批评家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其余的批评家恰恰是在这两极中移动和游走的大多数。在他们中，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应该归于第一类批评家队伍中去的，因为就其经济现状而言，他们也属于收入微薄，地位卑微的一类。但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已经不再安于贫困，也就不会乐于守“道”和言“道”，更不情愿去“殉道”，而是试图将“道”变为一种改变命运的工具，因此，他们在这样的心境和语境中所操持的文学批评，就很可能没有了美学意义上的纯粹可言和可信。还有另一部分人，他们靠早年的成就和名望而跨入了优裕者行列，他们已经收获了体制内应该和可能收获的所有利益，他们也没有忘记从体制外的市场去获取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投资风险的更多利益。至此，他们本可以做一些锦上添花的事情，以增加他们的声望，保持他们的名节，巩固他们的地位。但可能是由于他们缺乏别的职场和行规训练的经历，以及面对喧哗的时代不能保持克制，导致他们欲望膨胀的心态，使他们也同样常常处于失衡和失准的状态。于是，我们看到的当下批评家，或者是沉默的大多数——面对一些重要的需要回答和澄清的问题，他们可能集体失语；或者是喧哗的大多数——他们到处跑场，或为捧场而献上殷勤，或为炒作而发出声音，在这种时候，他们成为了“一个都不能少”。身份、版面，名气，当然也包括一点可怜的才气，这些“资源”被他们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缺少行规的它律和信仰般的自律的批评和批评家，正在成为广受质疑的一种行当和群体。如果说普通读者对批评和批评家的疏离还情有可原的话，作家甚至批评家自己在内心深处对这个行当的嗤之以鼻，就不能不说问题的严重和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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