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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何向阳
57年前，孙犁曾写过一篇《新文学和新中国妇女》，短文回答了“为什么对妇女这么有兴趣？”的发问，许多文字记不清了，只记得一句：“我想我们应该有一部关于母亲或是妻子的英雄传记。”孙犁的践行在他的作品，无论《风云初记》的春儿、《铁木前传》的九儿还是《“藏”》中的浅花，这个女人穿行在他长中短篇记录的抗日岁月到农村合作化时期的20年里，她活泼真挚，青春明丽。
早在1941年，孙犁《女人们》中有一篇《红棉袄》，是一个16岁女孩将自己的新袄脱下盖在蜷伏炕上15岁八路军身上的故事，“我只是觉得身边这女人的动作，是幼年自己病倒了时，服侍自己的妈妈和姐姐有过的”。没有客套感谢，只有“我凝视着那暗红的棉袄。姑娘凝视着那灶膛里一熄一燃的余烬”的沉吟默契。教人想起《“藏”》中终于解开丈夫秘密的浅花，那个井下修造掩体的人的妻子深夜一个人坐在井台上，“她探望井里，井虽然深，但可以看见那油一样发光，像黑绸子一样微微颤抖的泉水。一颗大星直照进去，在水里闪动，使人觉到水里也不可怕，那里边另有一个小天地。”灶膛的火焰和深井的泉水，辉映着那个时代的乡村女人。“一鳞半爪”，但他却如此维护着她们的美和动人。以至《关于小说〈荷花淀〉的通信》，针对平原省聊城专区安乐镇师范文艺研究组对于嘲笑女人、拿女人衬托男子英雄以及不是郑重反映妇女事迹的疑问，他动着感情一一谈及自己意见，认为它虽不足以表现时代妇女多方面的生活风貌，“只是对于几个妇女的简单的、一时一地的素描”，“我本来可以不谈它”，可是对于它所遇到的不符事实的片面态度，他衷心希望阅读的人“不只和概念理论对证，还要和生活对证”；《关于〈荷花淀〉被删节复读者信》一文中，他对陈炜强调对个别人从“原则”读作品的不适并表达了课本所选与原作不同的遗憾；《关于〈荷花淀〉的写作》中，他再度提到那些乐观的青年妇女，他说：“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三篇文字分记于1952、1963、1978年，算上他写《荷花淀》的1945年，其间历经33年，何以一篇五千字的作品使作者如此不能释怀？其间，我以为包含的不只是对于一个时代一种理想一腔信仰的情感，孙犁的认真在于他不容许那些同样在战争中出生入死和承受出生入死的女人受到一丝委屈。这是他，一个作家的底线。
农村女性，20世纪自鲁迅《祥林嫂》始第一次有了文学叙事的主角位置，到李準《李双双小传》，成为当家做主的主人。此后中国文学尽管有许多杰出的女性形象，有铁凝、张炜、刘庆邦、陈源斌、毕飞宇的出色塑造，但农村女性的文学族系仍未见丰满。套用马克思引傅立叶言，“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某种程度上，文学对于大多数女性的表现及其价值判断始终是这一民族知识者自我人格与生命真实的印证。
于此，我怀想孙犁，和他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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