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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余华《兄弟》为例
本月撰稿 邵燕君
《兄弟》上部出来后，评论界先是一片尴尬，直到下部出来后，才是骂声四起。主要看法是，余华不再是余华。但是，如果不管余华，单说《兄弟》，我倒觉得下部比上部要“像样”。在下部中，那种“余华式的难受”被彻底涤除了，一路顺畅欢腾。到这里，小说才真正找准了定位——这是一部可以赢得广泛受众的畅销书。即使不借余华的名头，只要宣传得当，相信《兄弟》仍能畅销，改编成电视剧也会很好看。这不仅在于《兄弟》写了很多性，很多暴力，写得很煽情很刺激，而更在于《兄弟》扣准了大众心中隐藏的密码，顺应了大众内心的情感趋向，这就是对强势者的崇拜。
一部畅销书是否成功，其核心要素即在于是否能够准确地传达社会大众一致认同的价值观念，并通过艺术手法制造幻觉，使这样的认同变得天经地义、自自然然。与之相应的，是提供一套大众熟悉的文化代码，让人顺眼又顺心。而纯文学，特别是具有先锋精神的纯文学，所要进行的恰恰是价值观念上的怀疑挑战，语言形式上的陌生变形——这正是当余华被称为“先锋余华”时的作品特征。其实，最能表现“余华特征”的长篇是《在细雨中呼喊》，到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阶段，余华已经“顺”了，但在语言结构上颇为讲究，在情感上也倾向于处于社会边缘、底层的“小人物”。到了《兄弟》，则一切都大顺特顺了。于是，在结构上，我们看到电视剧的“板块”；在语言上，我们看到段子的“幽默”，在价值倾向上，我们看到“成功人士”李光头的“强词夺理”。
《兄弟》中，宋钢和李光头兄弟二人与其说各自是善与恶的代表，不如说是强与弱的代表。我们看到的不是善恶对抗，而是强弱对比，其结果不是善恶有报，而是弱肉强食——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普遍认同的时代逻辑。然而，问题不在于民众认同什么，而在于作家站在哪一边，他想让读者认同什么。《兄弟》写苦难，但聚光灯始终打在“成功人士”李光头的身上。李光头一出场时只是个小流氓、小无赖，但随着情节的发展，这个人物形象越来越光彩夺目。他是欲望和罪恶的化身，但这欲望和罪恶在人物身上焕发出的是一种神话般的力量，生机勃勃，奔涌不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到最后，我们发现，这个人简直十全十美:他是刘镇的GDP产值，福利厂残疾工人的衣食父母，救助宋钢的好兄弟，深爱林红的好情人……《兄弟》似乎涉及很多主题，比如伦理、比如道德，甚至比如政治。但其真正的主题其实是强势崇拜——在一个全民以狼为图腾的时代，顺致羊对狼的顶礼膜拜。或许，这在余华也是不自觉的，现实生活中的他大概早已从边缘进入主流，与之称兄道弟的如果不是李光头们，至少也是刘作家们。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中，如何再能发出细雨中的呼喊？如何再与福贵、许三观们血泪共泣？
所以，人们最需要讨论的不是《兄弟》为什么这样差，而是“先锋余华”如何丧失了其独特的艺术品质而顺流而下？作为“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纯文学作家”，余华“十年磨一剑”拿出的作品，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畅销书——这样的退化不仅出现在余华一人身上，而是暴露了相当一批“著名作家”的写作姿态、写作状态和写作能力，由此构成的“余华现象”值得更深更广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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