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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 邵燕君
严歌苓的写作向以尖锐的女性体验和锐利的语言风格见长，她去年发表在《上海文学》第3期上的中篇《吴川是个黄女孩》将孤身女子的飘零感和海外游子的漂泊感融为一体，演绎得荡气回肠，堪称2005年中短篇小说的“压卷之作”。
新出版的长篇《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06年3月)仍然写女性，但是作者显然志不仅于此，而是希望借助抒张女性的“自然本性”，来翻转“不自然”的历史——只认人伦亲情、毫无“政治觉悟”的王葡萄在土改时，将被枪决(侥幸未死)的“恶霸地主”公爹藏于地窖二十多年，直到“改革开放”才重见天日，由此翻转了《白毛女》的故事，王葡萄以其“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守住了人生的“常”。进行如此巨大的历史翻转需要作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具有深厚的功力和独立的思考，其依据的主导观念不管在理论层面上是否能自圆其说，至少在小说的文本世界内应具有说服力。然而，严歌苓在这些方面显然力不从心。整个故事就靠王葡萄“天性生蛮”的“一根筋”性格来推动，显得任性而执拗。
这样“一根筋”的女性形象在严歌苓笔下并不陌生。其代表作《扶桑》(1998年出版，曾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中，那个19世纪被卖到美国为妓的扶桑，就是“从从容容地听从本能的体认，以三寸金莲走过一个又一个灾难”。在严歌苓看来，这些“一根筋”的形象之所以能成立，在于她们体现了女性“自然的本能”。然而，真有所谓独立于社会历史之外的“女性自然的本能吗”？“女性”本身岂不就是一个历史建构的概念？扶桑这样的“东方女性”和王葡萄这样的“天生地母”岂不正集中体现了西方社会和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想象及塑造？也许是为了佐证故事的可信性，作家在几次座谈会上都强调，王葡萄的故事是有原型的。然而，在文学的世界里，只有一种真实可以被认可，那就是文学的真实。这需要作家对人物及其生活的环境有着深透的理解。比起像《吴川是个黄女孩》等小说中那些与作家血脉相连的复杂女性，王葡萄这样的“理想人物”像是从理念里催生出来的，其纯之又纯的形象和一往直前的姿态其实很像当年芭蕾舞台上的白毛女——别忘了，白毛女也是有原型的。以这样的人物去贯穿历史，历史必然会被再一次地简单化图解。
或许是迫于文学评论乃至文学史的无形压力，近来几位以写女性经验著称的女作家纷纷从“小叙述”走向“大历史”。然而写大历史就能出大境界吗？当年张爱玲就有过不成功的尝试。今天奠定张爱玲文学史地位的并不是《赤地之恋》那样的“大历史”，而是《倾城之恋》那样的地地道道的“小女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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