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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邢小利
一个名为约翰·奈斯比特的美国未来学家前些年曾写过一本影响甚大的著作，叫《亚洲大趋势》，认为从乡村走向大都市是亚洲近年发展的一大趋势，而且断言:“2006年12月6日零时6分，人类将成为都市动物。”距离这个未来学家预言的时间还剩一个来月，仅从中国来看，是的，是相当多的人包括祖辈是农民的人都已成了“都市动物”，但要说“人类将成为都市动物”或中国的人都“将成为都市动物”，肯定是不可能了。尽管这个约翰·奈斯比特的牛皮一定会吹破，但他所预言的城市将越来越快的发展和农村的迅速都市化却确实是当前的现实。较之传统农业社会，城市化以后的乡村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而关注这些新现象和新问题的文学目前还是不多，特别是能让乡村农民阅读并给他们以生活启示的文学更是稀少。
当代中国文学，特别是文革前的所谓“十七年文学”，描写当时农村现实生活的作品占有很大比重，出现了许多影响广泛的重要作品，柳青、赵树理、周立波也因写农村生活而成为卓有影响的大家。新时期最初一段时间，反映改革开放后农村生活变化和农民心理变化的作品还是比较多的，也出现了一批很有影响的作品。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反映当前现实农村生活的作品少了，或者说有影响的作品少了。从文学的大格局看，写什么，不写什么，是作家的自由，也是一个时代文学以及文化潮流的选择，没有多少好说的。问题是，如今的作家似乎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这个“城市化”的洪流，一方面是把自己的生活立足点从乡村搬到城市，如今居于乡村的作家是稀见了，另一方面是创作作品主要是提供给城市人阅读，侧重或者专门写给乡村农民阅读的作家也稀见了。
可是，城市化以后的乡村是什么样呢？问题复杂，仅从这一点说，城市化的一个后果，就是农村的青壮年特别是有文化的青壮年差不多都流入城市，或移民，或打工，很多农村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和儿童。中国古代、近现代的农村虽然发展缓慢，但乡村总是有一种文化的力量，这种文化的力量主要是靠居于乡间的士绅和其他有文化的人来维持，农民的生活以及生活的观念都有一种文化在支撑。当代中国农村，前一阶段基本上是封闭凝固，贫穷落后，生活和生活的观念可以死水一潭形容之，后一阶段开放搞活，经济上比较富足了，但生存方式和生活观念还没有找到完全契合于自己的模式，于是就是简单的模仿，模仿城市。比如住房和院子，房子地上铺磁砖，墙上贴磁片，院子里全打成水泥地，不栽树，不种花，传统住房的美没有了，而且出现了许多建筑上的问题。现在的乡村建筑你去看，真的是一片丑陋。对城市简单而粗糙的模仿，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乡村缺乏甚至没有自己的文化存在和力量。作家被誉为“灵魂的工程师”，其实，作家在另一个方面也是“生活的设计师”，乡村的知识者、文化人都流向城市的时候，作家也不切实地关注城市化后的乡村，不给农民提供可以供他们阅读的作品，农民没有自己的文化理念，他们也许就只能模仿，模仿城里人或模仿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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