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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傅书华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图像的时代而非文字的时代，一方面，无论从人数还是从每个人的时间分配来说，公众中的大部分人的大部分休闲时间，用在影视方面的时间要远远地高于用于文学方面的时间，一代青少年，甚至几代青少年，几乎可以说，就是在电视机前长大的。小说的畅销，往往是因同名影视的热播而引发，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今天，有多少人还在读文字小说呢？然而不看影视的人却几乎是没有的。但另一方面，从事电影创作、评论、研究的队伍，无论就其人数还是水准，均远远不及从事文学创作、评论、研究的队伍。面对如此巨大、悬殊的落差，文学创作、评论、学界，却少有人愿意转向影视的创作与评论、研究，虽然从经济回报来说，后者要远远地高于前者。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固然多多，但从文学性、学术性角度来说，认为影视次于文学却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从事文学创作、评论、研究的人，认为文学才是文学性的最高体现，才能最大地实现自己的文学、学术水准，认为影视只是大众文化产品，文学含量、学术含量偏低，“屈就”大众，只能导致流俗，只会影响自己创作、评论、研究水准的实现与发挥。所以，许多有实力的文学作家，虽然出于经济的考虑，也会介入影视创作，但却绝不会将其作为自己的毕生之作而呕心沥血。所以，许多有水准的文学评论家、学者，大多不愿将主要精力用于对影视的评论与研究，即使是偶尔客串，也是多从也只能从思想内容方面给以评说，受自身知识结构的制约，对影视作品的艺术性，则只能是三缄其口了。所以，在学界，虽然受西方及时下文化境况的影响，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已成显学，但具体到影视这个门类，则普遍地认为影视史、影视研究界“水”很浅，从而不愿投身其中。
面对如此的影视创作、评论、研究的现状，不能不让人感念赵树理的创作。赵树理在进行创作时，为了能让老百姓喜闻乐见，是不在乎自己的创作在文坛的位置的高下的，甚至宁入“文摊”而不进“文坛”。在他的创作后期，他把大量的精力用于戏剧、戏曲的创作，用他的话说，老百姓虽不识字但却识理，因之，较之小说，戏剧、戏曲更易为老百姓所接受。在这其中，我们看到的是，赵树理并没有去计较小说与戏剧、戏曲、话剧在文学性上的高下，而是更多地考虑到老百姓的接受。今天影视接受与影视生产如前所述的巨大落差，还不由得让人想到1942年的太行区文化工作座谈会。在那个会上，一方面是新文艺家们众口一词的文艺要为农民为大众服务的真诚的却又是脱离农民脱离大众的呼声，一方面是赵树理在大会上所展示的农民以旧文艺作品如《三侠五义》《五女行唐传》为自己的主要阅读对象的实际状况，二者之间的巨大落差，与今天影视接受与影视生产的巨大落差是何其相似乃尔。而赵树理，正是在这一落差中，以走下“文坛”步入“文摊”的行动，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成为一个文学时代的旗帜。面对这样的一面旗帜，面对今天影视生产与影视接受的巨大落差，我们的创作界、评论界、学界又该作何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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