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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 黎焕颐
诗言情，文载道。情缘于人，道缘于天。这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核定位:源流之说的不二之论。在我看来，诗与文章不外是情道二字在作家创作上的外化。然而，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历史的起跑线，乃至同一个题目，有的则笔底奇葩，有的纵然笔底生花却不香不奇，这原因何在？答曰:无他，才气有大小耳。何谓才气？才气者，乃五行所钟之灵秀:天赋也。当然，后天的勤奋可以弥补。比如:勤奋读书、勤奋向贤者学习，勤奋紧贴生活，勤奋苦修苦练。但悟性的高低，则非勤奋可以代替。举个有名的例子吧！孔明和王安石，都是有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后来人们对他们二人在文章上的成就是两句话:诸葛文章不矜才使气，得宁静醇原味。荆公之文则执拗峭削才矜而气急。对他们二人在政治上的评语更是独到:“孔明无申商之心而用申商之术。蜀以治。王安石有申商之心而无申商之术。宋以乱。”平心静气而论:谁也不能说他们二人没有“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民胞物与之量。其所以在历史的实践上文章政治径庭互异，主要的原因不是别的，乃是受其才气品格所限，非后天的努力可得而强也。
是故，我一向认为:诗人、作家、才气的高低、决定他创作成就的大小，这是无法强求，无法苛责，作为同行，是不能生嫉的。但品德、操守，则是后天的范畴，高低清浊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修齐工夫。两句话:作品格调的高低，艺术魅力的大小，与作家诗人人品的雅俗清浊，是不能划等号的。这就是有的人，作品出色而人品不佳，有的人人品不错，而作品平庸的原由之所在。说白了，也就是才与德的落差——先天的秉赋和后天的道德的自我完成的质别。故才气与德行兼备，不失为佼佼君子，乃历史之所期，人民之所盼。有才气而缺德行，则流而入于小人，适足为社会之伤，人文精神之黑痣。前者的典范，古有屈原杜甫，今有鲁迅巴金。诗人则有艾青。后者的殷鉴，明清之际有阮大成，郑孝胥，辛亥鼎革至今，则尤多，只须稍稔文学史，即历历可数。最臭名昭彰的莫过于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你能说:他们没有文才，没有文气？其才气岂是常人之资质？！可见:历史的价值取向，过去、现在、未来，都珍惜人品与文品的统一。
进入21世纪，风气大开，民智日启，文学的天窗、视野、环境，比之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爱好文学，立志当诗人、作家者，更是不胜枚举。富有文学的天赋者虽不能说俯拾皆是。但确也不在少数。有的也露出头角。实在是可喜。然而，有的名利心切，有的恃才傲物，有的年少轻狂。文坛出了不少负面现象，则不能不令人隐忧。因此，在这里我不能不大声疾呼，老调重弹:文章乃不朽之盛业。历史、时代、人民，需要有才气的诗人、作家。但才气离不开道德的涵养。一句话:要讲究如何做人。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否则，即使天赋再高，也会为才气所累，最终为社会所不屑。此乃生活的辩证法，勿谓言之不预也。呜呼！立德立功立言，是谓三不朽。作家乃立言者也。立言无才气则失秉，有才气而缺德养则失恃。盖才气犹翅，德养犹籁。羽翼没有风籁，期其飞高飞远，无异缘木求鱼。古人早就说过:“长风万里送秋雁……”记住吧！才气是器，德养是道。器秉道而神扬，失道而脱彩，这就是才与德的形神关系，疏忽不得啊！
然则，何谓道呢？在中国文化中，于宇宙曰中和位育，此本也。于历史曰修身格致，此文也。本立而文生，许是作家的必修课。然耶？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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