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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梁永安
这几年，大制作已经成为名导演的一种流行。有人说这是从美国传染过来的浮躁症，其实不然。电影属于视觉艺术，试问搞这一行的，有几个不想淋漓尽致地大干一场，弄出前无古人的视觉奇迹？不想当将军的不是好兵，不想拍大片的绝不是好导演。这种“大片情结”恰好和文化资本的掘金欲望一拍即合。电影是一种大规模产业，投资者决不能打水漂，资本在其中本能地向着最有市场影响力的导演集中，于是大导演想不拍大片都不行，文化资本商业资本都有一本账:与其拍一百部赚一两百万的“小片”，不如痛下决心加大赌注，来它一部赚一亿两亿的大片，既省力又省心，免去重复投资的负担.至于导演有没有拍大片的本事，那就不管它了。反正眼球也不擅长思考，图个热闹而已，铺天盖地“推广”一阵，把观众弄进电影院就行。于是，商人和名导各怀其志，齐心协力炮制了当代“大片”生产流水线。
记得当年《红高粱》，张艺谋曾想用数万发子弹狂扫高粱地，打个满天破碎满天红，表现侵略者的暴虐和土地的血性。八十年代哪有这个资金条件？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来自资金的阴影记忆恐怕在大导演的心理上挥之不去，有大钱支持了立刻发泄一番，将庞大美学发挥到极端。
关键不在导演，核心问题是编剧。世界上叫得响的大片，无一不在编剧这个环节上狠下功夫，把创意发挥到极点。这就对电影文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正好是我们电影发展的最弱之处。我相信如果有强大的编剧力量，大片一定会极度萎缩，因为很多世界级的好电影恰好追求简单，反对视觉狂欢。伊朗电影有今天的世界影响，靠的是“贫穷的文明”和纪实化的朴素叙事风格，很值得大片迷和编剧们借鉴。
大片是什么？这要让时间来回答。在时间流逝中广被记忆甚至越来越大的影片才是大片。金钱不是大片的决定性力量，摄影机后面的脑袋才是关键。这个道理，实在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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