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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风
扼杀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有很多种方法。政治迫害，政府封杀，这些方法我们都曾耳闻，也曾目睹，是骇人听闻的暴力行为，是包括获奖者本人都极力反对的。但是有一种扼杀他的方式是他很乐意接受的，那就是翻译，劣质的、不负责任的翻译。
之所以说他乐意，是因为一般的诺奖作家都会以为，通过翻译，他的作品会走出国门，传播到五洲四海，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读者，借着翻译，可以领略大师的风采，尽得名作之原貌。通过翻译，诺奖作家可以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名声大噪；如今，文学翻译还要通过购买版权才能获得，出卖版权作家可以获得丰厚的收入。这样一来，翻译可以使诺奖作家名利双收，那他何乐而不为呢？
问题是，名作还要名译，才能在异国他乡真正落地生根，被广为接受。莎士比亚借助朱生豪先生的生花妙笔而在中土进入经典，巴尔扎克靠了傅雷的传神的翻译，才脱胎换骨，成为翻译文学的典范。说到哈代，一定想得起张谷若；提起塞万提斯，一定会想起杨绛；一说起福克纳，一定会想起李文俊。这些名家名篇，是通过一个个如雷贯耳的翻译名家的精心绎译，才真正走进中文读者群中，可以说，这些翻译大家是这些外国作家当之无愧的代言人。反之，名作如果没有名译，那么在翻译的那一刻，名作和名作家就被扼杀掉了。
最近几年，笔者一直在关注诺贝尔文学奖，关注获奖作家和作品。每到10月宣布诺奖获奖名单的日子，我国的媒体和文坛就分外热闹。媒体会不遗余力地报道获奖者，文坛则一定会议论中国作家离诺奖还有多远，大有“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之势。中国作家离诺奖似乎是遥遥无期，而每年获奖的作家我辈又大多闻所未闻，往往是骂一通诺奖评委会那一帮子老头子们眼老昏花、有眼无珠，搅一通那浓得化都化不开的诺奖情结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购买版权，组织人员翻译出版诺奖作家的作品，一般不到半年，这些作家的中文版就登堂入室，正式面世了。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快餐式”的生产流程，能产生出翻译精品。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要“慢工出细活”的，需要译者对原作者及其作品有着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如果可能，译者最好是该作家的研究专家，对作品了解得越深入，越细致，越能深入原作的精髓，才能越多地获得原作的神韵。文学翻译如果不能保持“原作的风姿”，那就不能称之为文学翻译，而只能是“文字翻译”。用台湾著名作家和翻译家余光中先生的话说，“直译、硬译、死译正是创作之反，因为创作的活鸟给剥制成译文的死标本，羽毛一根不少，却少了飞翔(余光中:《作者、学者译者》)。”这样的翻译，无论从文字上多么“忠实”，都算不上是好的翻译。而实际上，文学翻译如果不能尽得原作之神韵，那就是不“忠实”。
再看近几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的翻译。2003年，南非作家库切获得诺奖时，国内外国文学界纷纷惊呼:库切是何许人也？连获奖者姓甚名谁都还没搞清楚，对他的作品就更陌生了，连他的名作《福》(Foe)都译成了“敌人”，颇闹出了一些低级的笑话。然而不出半年，库切作品的中译本就摆上了书店的书架！也真难为那些译者和出版者，那几个月是如何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赶活儿，然而，赶出来的东西一般难成精品。库切作品中译本很值得一读的少而又少。
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土耳其著名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他的获奖较之库切少了些悬念，2005年他要不是因为发表了土耳其政府屠杀亚美尼亚人的言论而遭到起诉，当年他就能戴上诺奖的桂冠。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世人皆知。虽然使他和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但也使帕慕克的名气达到了顶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有出版商看上了这个用土耳其语创作的作家，开始物色翻译他的代表作之一《我的名字叫红》的人选。然而，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国内懂土耳其语这个小语种的人就像这个语种本身一样稀少，这些人对帕慕克这个名字相当陌生。最后找到的译者大家都很熟悉了，而据他本人讲，他对土耳其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并不了解，帕慕克和他的作品更是头一次听说，他在大学里主要是讲授商务土耳其语，此前从未翻译过文学作品，而拿到《我的名字叫红》后，他连原作一遍都没有看完就着手翻译了。尽管笔者读完译本后觉得语言还算流畅，是否准确传达出原作的精髓其实值得质疑。而译者自己却说，他翻译出了原作百分之九十的味道，帕慕克对他的译作还非常满意(见2006年10月19日《青年周末》)。不知他这样的自我论断从何说起？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部作品原作是名作，是杰作，是美文，那么它的语言必定有它自己的特色，它的语言成就一定是很高的。那么经过翻译之后，译作的语言也必须有同样高的艺术水准，也必须是美文，那才叫“忠实”，才配得上是大师级的名作、杰作。否则只能是糟蹋了原作。而一个个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就是这样被糟蹋、被扼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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