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

《幻化》自省

2005-11-17 作者：张俊彪

    □张俊彪

    长篇小说《幻化》三部曲（《尘世间》、《日环食》、《生与死》）出版已有数年，研究和批评它的文章至今已达40多万言，但有些学术和理论方面的存疑却尚未深入展开。这部150万字的作品，写作过程历经16个年头，我虽然比较清醒地尝试过一些艺术方面的探索，但对流派与理论域面的概念很少思忖，因而才有了现今的自省。

    文学的创作，原本就是一种人类精神领地里的精心耕耘和播种，是一种人性的灵帜的展扬和鼓张，是一种人生情感的交流和汇聚；是一种心的吟唱，是一种灵的飘曳，是一种肉的震颤；是一种理想的自由演绎，是一种语言的顺畅奔流，是一种生命的形与神的阴阳整合。文学的一切奥秘与玄妙，文学的全部形体与生命，文学的终极审美与价值，均在这里了。除此之外，别无它物。《幻化》虽已问世，但我却依然在悟识之中。

    席勒将美区分为结构的美即外在或形式的美，秀美即内在或精神心灵的美，并把秀美分别为由美丽到优美再到秀美最后至达魔力的递进式结构。他认为秀美和尊严是人性美的发展，二者达到同一时便是美的极致，而将尊严又分别为由高尚到威严再到尊严最后至达庄严的递进式结构。这种对美的体识，在长篇《幻化》的创作实践中，对人物的描写恰巧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人及人性的缤纷旖旎的美，如霍士斌的多于威严，黎可夫的多于尊严，何人杰则是由自然感性的人朝向审美的理性人转化为道德的近乎神性的人；在女性人物中，艾尼娅属于秀美的人性，穆静属于优美的人性，陈月英和霍婵娟的身上则有了一种特别的魔力，华馨薇则是一个由美丽的姑娘朝向优美进而秀美转化为近乎神性的天女般的圣女。《幻化》中各色人物特质，对人的美以及人性的美的刻画，与席勒的论述有着殊途同归的探讨，不同仅在于席勒是理性的建筑，《幻化》是具象式的建构。由此我想到，正如评论家吴秉杰在书信中写的：对《幻化》更深层次的东西，评论界至今尚未触及……因为这有诸多的社会因素。当然，众多的评论家都注意到了《幻化》对中国传统长篇小说写作模式的彻底突破，无疑是一种反叛，一种革命，一种独辟蹊径，从而创立了一种崭新的长篇小说创作的结构模式、书写模式、审美模式和话语模式。但是，评论家虽然提及了《幻化》所蕴涵的宗教、哲学、伦理、美学、艺术等等的深阔氛围，却没有任何的研究与评判。

    人在他出生的时候，他还是一个自然的人，即从灵魂到肉体都享有绝对自由的人。随着人的生长，社会逐渐将人改造成一种社会的人，而社会又分成各种不同的组织结构，和谐优美的社会能够继续张扬人性原本就有的纯真、坦诚、仁善与秀美，不断提升着人接近或达到神性的境界，但不良或衰颓的社会却将人性变异为精神和肉体都禁锢在一个狭小笼囚里的驯兽，使得外在受制而驯顺并显现出奴性，而内在却无限膨胀着兽性的本能，最终异化为外人内兽的驯兽型人。当然，使人变异的诱因除了社会机制而外，还有自然对人的巨大排斥力，如恶劣的生存环境，不可抗拒的自然破坏力等等，也会使人在一瞬间变异为禽兽不如的东西。在这样的社会状态或生存环境中，宗教、哲学、艺术能够超度人重新回归到原生时的人性，而且能够将迷失的人性复苏，并逐渐引领至达一种明晰的心灵境界，使人性最终接近或至达神性。《幻化》这部著作旨在描述并反映人性的复杂与嬗变过程，在这部作品的幻化过程中，我同时也在历经着人性的这种变幻，企冀自我从社会属性已久的人幻化为原本应当具有的人的天性上来，其实，作品中的人物亦如此。

    黑格尔认为，情境是显现人物性格和心灵的推动力，艺术的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寻找引人入胜的情境，就是寻找可以显现心灵方向的深刻而重要的旨趣和真正意蕴的那种情境。在《幻化》的研讨会上，许多评论家都认为华馨薇去乡村寻找何人杰的那一部分写得十分美妙感人，其实那一部分语言文字就是溶入一种与人物心境十分和谐的自然情境和内心情境之中了。至于黑格尔将情境又分为纯物理或自然情境引起的冲突，半自然半心灵即家庭为背景的冲突和心灵性的社会冲突，这三种情境在《幻化》中都是被充分运用过的。而且，正是在《幻化》营造的这种自然、家庭以及社会的多重交叠又复杂多变的情境交织中，才刻画出了各种不同的人物心灵特质与性格特色。

    黑格尔曾认为浪漫型艺术是艺术走向衰落的一种阶段，他认为人类艺术由象征型开始，走向成熟的古典型即现实主义，古典型之所以是艺术的成熟，是由于它实现了意义与形象、思想与内容、感性与理性的完全统一与融会。而浪漫型艺术之所以是艺术衰败的开始，是因为其追求的是一种愉快的风格，它的主旨已离开内容而转向外部偶然现象和细节，目的为的是取悦于人，所以堕为追求形式的华美和雕琢。但在论及建筑艺术时，他则认为浪漫型建筑艺术主要体现在教堂建筑上，又是艺术发展的高峰。从这里可以看出，黑格尔对艺术论述过程中出现了不统一的情况。我个人一直认为，艺术应该创造出一种宁谧、和谐、优雅、美好和仁善的精神氛围，赋予一种令人愉悦、向往和理想的情境，让现世中的人们能够进入艺术创造的殿堂和营织的氛围中获取灵魂哪怕是暂时的舒适、愉悦和休憩。我在《幻化》后两部的写作中，以及此后的一切写作活动中，都有意识地在追求这样的一种艺术旨趣。在《幻化》第三部中，凡写到宗教与建筑方面，特别在描写其建筑艺术与建筑风格上，始终都认为是艺术发展的登峰造极，是人类艺术智慧的最高成果。这一点，与黑格尔的看法是相同的。

    黑格尔还认为，审美的最高境界就是贯彻一种自由、解放和无限的意识。我在《幻化》的写作过程中，特别是在后两部的创作中，可以说是愈往后就愈是滋长了这样一种清醒的审美追求，从环境描写到话语溢美，从人物的精神境界到生死的界限超越，都无可争辩地佐证了我的审美追求的意识性。我在想，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写作是一种艺术的创造，你的创作意识就既不能局限于现世社会对自由与解放的人性的各种僵化、异化和固化的过程之中，也不能囿于现代意识的近乎无政府主义的绝对个体的自我之中，而应该让自己的创造心境始终都保持在这样两种情绪的中间地域，那是一种平和的心态，一片澄明的疆域，一派柔和而又清晰的情感意象。

    美国批评家兰色姆很早就说过，一首诗有“一个中心逻辑构架，但是同时它也有丰富的个别细节，这些细节，有的时候和整个构架有机的配合，或者说为构架服务，又有的时候，只是在构架里安然自适地讨生活”。长篇《幻化》三部曲在描写的过程中，有不少的细节，不少的悟识或言论，不少的诗文或环境描写，就出现了兰色姆所说的情景。有评论家认为，《幻化》有不少可有可无的文字描写，我却不这样认同。其实在这部作品完成之时，我已预感到出书后会有这样的批评，因而在全书结尾时写下了一节文字，大意是森林里有乔木、灌木、荆草以及花卉，每棵树也不尽相同，树上有枯枝、黄叶以及虫蛀过后的花与叶，正因为这样，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真实的森林……一部文学作品，要批评它，必须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系来对待，如此才不会产生那些属于个人内在的局限之见识。

    幻想是文学作品的核心，通过文本我们的幻想得到满足。在这里，我们获得的不仅是一种满足过后的快感，同时还能获得更高层次的审美情感。当我们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将无意识的幻想转化为社会的、道德的、理性的、甚至是神话的术语的过程中，文学的意蕴便形成了。意蕴是体现在作品中的无意识的幻想的转化或升华。也就是说，一部文学作品具有两方面的隐含性：一方面它具有朝向“下”层伸展的性质，即朝向心理生活的黑暗的、隐晦的、原始的、肉体的指向伸展；另一方面同时具有向“上”伸展的特性，即朝向社会的、理性的、道德的和宗教的层面展开。这样的文本例证着实有不少，《幻化》就具有这样的双重隐含性的特质。

    阅读寓言的存在，是因为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所孕育的盲读和误读相互作用而滋生的。在某种文本里，由于语言修辞的多义性、隐喻性、转喻性而演绎出来的文学意象的繁复与多义，使阅读过程获取的不再是以往的那种单一的明确主题与单一的完整涵义，而是将阅读导入了一种真理与谬误相互交织纠缠不清并难以辨明终结的丰沛过程，于是，阅读便渐入一种寓言的状态。评论家指出《幻化》的阅读困境，原因在于文本的多重意义及不确定性。《幻化》产生于当代，这是一个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日渐替换农耕文明的社会变迁时期，它是一个多元的复合建构，因而，不存在单一的理性，只存在多种多样的理性，不存在一个巨大的、权威的、唯一的理性，只存在多元的理性，谁都不能否认这就是当今的现实存在。当然，我们曾经有过那样的阶段，《幻化》真实地表现了那样的阶段以及过后的当代社会，于是，它的时间跨度与社会变革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是一种一以贯之的形态或模式。

    从文学和艺术发展的实践来说，批评与创作是统一的，两者属于同一领域。在创作活动中，批评在与创作的协同实践中，获得了它的最高的、真正的价值实现；而且，在当代的作品中，创作与批评的融合也已经在作品中不少见，如《幻化》在文学写作的过程中，就进行了宽泛的欣赏与批评。那么，我们对过去的一切重新审视，对文学和艺术的最高成果重新赏析，对以往的批评重新认识，这无疑是一种企冀前进的动因。但对于一切不加分析地怀疑、批判、否定、颠倒、倾覆、瓦解、解构甚至一概毁灭，这种看起来似乎颇大气量的人，仔细批评他们的批评，就会彻底地发现一个真实的存在：他们一头扎进自己编织的批评真空里，在怀疑权威的同时也就被怀疑着自体，在批判、否定、颠倒、倾覆、瓦解、解构甚至毁灭一切文化存在的同时，也就实际上批判、否定、颠倒、倾覆、瓦解、解构和毁灭着自身。

    现代社会最大的罪恶和病态，是它对人性的整体压抑、扭曲和异化，而文学、艺术和哲学要终极关注的必然是对普遍人性的复活与张扬，这种普遍人性结构除了爱欲与幸福，更重要的还在于对生与死这两种本能的整体结构。《幻化》在这个心域里敞显出了一种开放的、自由的、深切的探索与悟识，在这里，艺术和审美消除了笼罩在真实之上的斑痕，并使真实的东西从现实中脱离了出来，从而给人一种前所未见的痛快感，而且，这是一种崭新的感受。

    每个人都要面对生与死，要面对个体企冀实现生命潜能与现实生活中难以全面实现的深刻矛盾，而这种二律背反是人必须面对并力求均衡其尖锐冲突的终生难题。人，既有思想，又有肉体；既是社会的人，又是情感、欲望、本能的人，那么，这样的矛盾又复合的人，既是自然的人，同时又必须是一个融入社会与群体的人，而这种融入的催化剂和粘合剂只能是爱，在爱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人的完整性，同时只有在爱的通道上人才能实践他在个性条件下的融合。在这里，真正意义上的爱，应该而且必定是一种生长着的成熟的爱，这种爱是一种奉献，一种给予，一种无私的、忘我的、金黄而又澄明的心灵境界。生命存在的这种境界，洋溢着人对快乐和幸福的深切感识与体验。文学与艺术中的人，就应当而且必须是这种人的社会性与情欲、本能统一的人，是一种未曾丧失自我而又保持着完整性与丰富性的人，也是一个崭新的、活着的、全体灵性的人。《幻化》正是在文学中的人的整体性、丰富性和主体性的性格二律背反的形象设计、开掘和塑造等方面进行了刻意探索与寻觅的作品。

    世界是处于变革之中的，人的情感与观念也处于变化之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而且，每个人对于这种变革与变化都负有各自的责任。那么，文学艺术的使命就不再是照搬现世的生活，或模仿自然，而是要着力反映世界的变革过程和观念的变化程式，表达人的愿望，体现人的力量，反映人和变化之中的世界的一切。因而，一切艺术都是表现人和变革之中的世界的一切的，都应该是现实主义的，我们在评判文学艺术作品的时候，不应该简单地去拿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尺度来衡量崭新的作品，而应该满怀热忱地去审视崭新的作品所涵括的不断变化着的艺术实践，从而赋予现实主义一种张扬、广阔和开放的尺度。《幻化》在评论界一直存在着一些不同的批评，其原因就在于用什么样的现实主义尺度来衡量它，如果用传统的那种一成不变的标准来规套，自然就会产生它不符合现实主义或弄混了现实主义模式的批评了。可是，《幻化》是一部突破了传统模式的现实主义作品，它当然也融入了其他多种写作的范式，只有用发展的、变化的、宽泛的现实主义理域来涵纳它，那么，批评的视野又会投放在它那具有探索与创新的广袤时空之中了。

    艺术是人在世界的存在形式，创作主体生活着的世界与他创造出来的世界应该是统一的。鉴于此，文学写作与艺术创造永远都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作品自然也是一种多样元素复合的矛盾体，其中当然掺杂着冲突的、甚至是矛盾的人和事、情与理、灵与物、思想与观念。《幻化》正是体现这样一种既复杂又整合、既矛盾又融会的作品，它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超现实主义的；也就是说，它既是现实的，又是超现实的。现实主义就是这样在现实社会变革与前进的过程中不断开放与丰富着内容和观念的。

    文学写作与艺术创造一样，只有当创作主体完全进入一种内心自由流动的状态，如同在梦境里海阔天空地神游状态一样，才有可能创作出崭新的、神奇的、精湛的作品来。《幻化》第一部《尘世间》在写作过程中尚未达到这样的自由奔放的状态，而在往后的《日环食》和《生与死》写作中，的确常常处于这样的自如状态之中，是从一种喷涌梦游状态中溢流而来的。其实，这就是一种创作的无意识状态。因此，内涵丰沛的作品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文学和艺术都应该是一种创造活动。张俊彪，1952年生于甘肃省正宁县。1971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刘志丹》、《没有陨落的太阳》、《山鬼》等14部。另有作品集《神泉》、《我走过的路》、《苦涩集》、《牛圈娃》、《情感与魂灵》等8部。一级作家。先后获国家和省级优秀文学奖16次，其中长篇小说《鏖兵西北》获解放军第三届优秀图书一等奖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现为深圳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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