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
陆建华
《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是我写汪曾祺的第二本书,第一本书是《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汪曾祺传》问世后,得到广大读者和朋友们的厚爱,包括《人民日报》、《文艺报》、《新民晚报》等几十家强势媒体及时作了报道,包括《读者》、《文学报》、《书摘》等影响力甚大的报刊,不吝版面对《汪曾祺传》中的有关章节作了转载,许多评介文章,更多有鼓励之词,这些都给我以教育与鼓舞。但我自己对此书一直不甚满意,这倒并非自谦,而是我实实在在地感到,由于资料的不足使全书显得不够扎实;由于写书时正值我工作最繁忙的日子,对书稿的推敲、打磨均还有欠火候。我每写一章,都快件寄请汪老审看,温和的他很少说什么,但他不止一次鼓励我“放开来写”!现在想来,这该是他对我用笔拘谨的委婉的批评吧?
产生拘谨的原因,一是资料不丰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在《汪曾祺传》后记中曾略略诉过苦情:“(向汪曾祺先生)了解往事,完全靠他回忆,因为他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尽管他有很强的记忆力。可是,要求他准确无误地回忆已经成为历史的几十年前的那许多往事,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汪曾祺先生在新时期文坛复出之前,关于他的介绍、评论,真可谓只字全无。
《人民日报》在一篇关于《汪曾祺传》的评介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作者与汪曾祺同为江苏高邮人,字里行间充溢着对这位同乡文贤的景从与自豪。这种情绪似乎并未影响这本传记的客观真实性。”这两句话说得真好,既抓住了拙著的特色,“似乎”二字又不动声色地指出我的文章的不足。而这,正是我在《汪曾祺传》写作中产生拘谨的又一个原因。因为对汪曾祺先生的作品及其为人充满了敬意,所以在落笔时,我总是有意无意地少写、或淡化了他作为常人的一面,这样的传主虽然也是真实的,但却不是全面的,因而也就是不完整的。
《汪曾祺传》是在汪曾祺先生仙逝那年出版的,至今已整整八年。我一直想找机会把这本书重写一遍,为了尽可能减少原书的不足,更为了全面地、完整地向读者介绍一位真实的汪曾祺。重写的条件也有了,四年前,我从繁忙的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有了可以自己自由支配的写作时间;再者,随着汪曾祺先生在当代文坛地位的确立,关于他的评介文章与日俱增,虽然对这些评介文章需要下一番认真的辨析与考证,但比起昔日只字全无的状况,是一个大大的进展。就在这时,河南人民出版社的蔡瑛先生主动找到我,他十分支持和赞同我的想法,我们两人一拍即合。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励之下,我下决心暂时放下了手头的其他写作计划,一鼓作气地写了这本《汪曾祺的春夏秋冬》。
将《汪曾祺传》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比较一下,读者不难发现,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进行的。两者的不同,不止在于篇幅的增减,结构的变更,更主要在于,我力求把汪曾祺放在一个宏大的现当代中国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出生于苏北小县城的汪曾祺,何以后来能成为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的汪曾祺;我力求探讨汪曾祺在变幻莫测的中国政治风浪里,在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斗争漩涡里后的真实心态;既写汪曾祺坦诚、率真的为人为文,也写他在特定历史时段里作为常人的喜怒哀乐。读者可以看到,他在不被人理解的日子里,像我们一样无法排除苦恼,也发牢骚也骂人,还曾想过剁指明志;这样一位现在已享誉国内外文坛的大作家,也有过写出来的文章,哪怕是后来被研究者们称为经典的美文,当初居然也有屡投不中的灰暗日子。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得到汪曾祺先生子女的大力支持。汪朗、汪明、汪朝兄妹三人合著的《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一书给予我很大的帮助,一些模糊不清、而又无法再向汪曾祺先生本人求证的事实,在他们的书里找到了可靠的答案,这是我最感高兴的事。高邮汪曾祺文学馆、许多回忆汪曾祺的文章为我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资料……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出,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我还要于此对河南人民出版社,特别要对责任编辑蔡瑛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没有他一再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精心编稿的辛勤劳作,这本书不可能如此顺利地与读者见面。
《汪曾祺的春夏秋冬》出版之日,正逢汪曾祺先生逝世八周年,我以此书作为对汪曾祺先生最好的纪念。
“墓草萋萋,落照黄昏,歌声犹在,斯人邈矣”。
汪曾祺先生和他的作品将长留读者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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