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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举善
新时期以来，文学逐步接近正常轨道，其在场性说话身份渐次恢复，文学正从更为开放的文化背景中“回到”文学自身。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更愿意倾向于“艺术是一个独立的‘话语的宇宙’(universe ofdiscourse)”。英国的杨格早就说过，对于职业或业余作家来说，写作不但是一种高尚的文娱活动，而且是一个幽静的避难所，它改进他们的才能，增加他们的宁静，为他们在烦乱的世界中开启一扇后门，使之有可能通向一座长满道德与智慧花果的芳草地。新的世纪既是利益趋同的世纪，也是个性存异的世纪。这种个性化追求及本文随后将要涉及到的网络化写作路向一旦达成合谋，将相当程度上消解新世纪文学写作的神圣性，作家的审美表现将更为自便，读者的阅读方式也将更加自由灵活。
正因为新世纪的文学创作拥有更多的自便性，所以，写作将不再是神圣、庄严的事业，只要你喜欢或愿意，每个人都可以借助电脑和网络平台成为“作家”。这样一来，作者身份将随之“匿名化”、“无名化”，从而造成写作主体的“未名化”特征。
这与消费时代文学创作的游戏功能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学阅读在整个精神消费领域里的边缘化趋势密不可分。首先，消费时代文学创作的游戏特征愈益显现。在消费语境下，游戏未必就上升为文学发生和存在的最高本质，但文学写作的意图游戏、语码游戏、效应游戏诸特征已被空前强调并日益凸显出来。究其原因，既有文学本身在强大经济时势下的自暴自弃，也不排除“清闲者”打发过剩精力的嫌疑。其次，网络传媒拉动了匿名化、无名化的众声喧哗。文学在消费时代的游戏潜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除上述原因外，电脑与网络的推波助澜也不可小视。当这种种便利借助网络的匿名性、无名化优长之后，芸芸众生都可以触摸电脑，指点网络，在较少限定的情况下撰写、发行自己的即兴之作。这样也好，因为网媒中无男女之分，无长幼之别，既能宣泄情绪，满足游戏欲望，又可“周游”世界，守护个人隐私。其三，经济主潮中文学消费边缘化的趋势有增无减。除作家的游戏兴趣和廉价的网媒通道外，读者对于文学接受的边缘化也在或近或远、或隐或显地调侃着文学的庄严出场，挫伤着作家或潜作家的“名利”积极性。生活节奏过快，现实压力太重，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艺术形态都处在被边缘化的情势之中。在艺术内部，文学又受到视听合一的图像艺术的排挤，读者被视觉快感所麻醉，不再急切期待文学大餐来充饥，也不指望通过文学将自己超度出精神的苦海，少数甘居寂寞的作家也不得不以低俗趣味招徕读者并最终实现与世俗需求的合流。
传播路径走向电子化，就电信技术和网络媒体的发展现状及其应用前景来看，新世纪文学在传播、发行与接受媒介方面的电子化、网络化将是一个明显的趋势。网络化的电子传播较以往的纸质传播和单向度的广播传播、电话传播、影视传播等有着十分明显的优势，这便是快捷性、视听性、交互性、超文本性。即以网络的视觉性来说，就很可能比纸质文学的视觉性丰富、生动，既具绘画的色彩感，又有游戏的趣味性。这意味着，在拥有至少1亿网民的中国，原创性的网络文学将快速崛起，既往和现时的非原创性文学作品也可用“后贴”方式迅即上网运行。如此一来，长期困扰文学发行的时空限制有望被网络传播最大限度地克服。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申明。一是网络作为一柄“双刃剑”，有可能因其便利而磨损我们的审美鉴赏力。有人担心，在网媒环境中，阅读时尚化减弱读者的阅读审美能力，快餐化侵蚀深度阅读空间，技术化弱化文字符号的魅力。这是不无道理的。二是网络作为大众传媒在带给我们实惠的同时有可能裹挟着某些不健康的内容。三是我们不能因为网络的兴起而作出强迫传统文学退场的愚昧之举，否则，既不利于网络文学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又有害于新世纪文学的生态平衡。
大众化、网络化的消费时代，无疑赋予读者以更大的随意性、自主性和选择空间，接受方式的市场属性得以加强，读者权力显著提升。这是新世纪文学消费的基本趋向。消费时代的文学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市场性、商业性和利益场的干扰，猎奇心理和怪异题材也会进一步刺激读者时尚化的阅读诉求。这样，文学活动势必由“作家市场”转向“读者市场”，读者也由作品的“宾语”置换为“主语”。一个作家的作品要想占有可观乃至理想的市场份额，首先就要考虑读者大众的审美需求。这有利于作家放下架子，蹲下身子，走向田野，面对大众，切实树立起“以读者为本”的科学创作观，以“三贴近”的精神写出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从而推动文学发展的总体水平，增强新世纪文学的综合实力。当然，作家对于读者利益的考虑决不能以牺牲文学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品位为代价，因为市场的效益原则和读者的口味并非总是积极健康的。总体上看，不管是执著坚守还是保持警惕，“读者权力”的提升以及“读方市场”的形成终将动态调节作家与作品、作品与读者、作家与读者间的关系格局，使作品真正成为文学活动的枢纽所在，从而为作家和读者共同打造作品文本提供了新的保障机制。
稍加辨析就会发现，在已经过去的为时不算太短的文学表现中，“都市人”越来越成为时尚趣味的引领者、发布者和优先享用者。并且，这种引领、发布和享用并未因为人们物质积累的相对丰盛和生活水准的明显跃升而变得精英、高雅起来。这是否意味着，搭载城市平台的新世纪文学将有可能进一步摒弃领袖和英雄情结，转而青睐于表达平民意愿和大众诉求，平民大众因此将大面积走进作品并成为其中的主角。
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大众化的时尚趣味未必就符合进步的时代潮流。如果文学一味迎合并非先进甚或庸俗低迷的时尚趣味，那么，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又从何谈起，平民意愿的自觉、官能叙事的畅行以及消费欲望的膨胀是否同时并同样合理，抛弃了精神提升和灵魂安抚的文学是否还有继续存在下去的价值和理由？杨匡汉说得好，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道德根深蒂固的国度，改革开放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剧烈变迁。地生五谷杂粮，人有七情六欲，原汁原味原生态的人间万象和各种欲望，本可无碍地进入文学创作之门。问题在于，勃兴的欲望虽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文学还得“打碎生活”、“再造生活”，因为文学毕竟不止于欲望的狂欢，更重要的还要完善人性，提升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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