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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北陵
洪晃其人，是与《我的非正常生活》同时走进我视线的。2003年7月27日，在西部一大城市的新华书城，见到了签名售书的她，也得到了她那本被人“逼”出来的书——《我的非正常生活》。那以后，我知道了世上有这么一个多重身份的女出版人:著名文人章士钊的外孙女，外交家乔冠华的继女，作家章含之的女儿，曾经的外交部发言人、现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章启月留学美国的同学。
老实说，看她的书，既觉着好玩，也觉得“另类”。一篇《男人分两截》，竟毫无遮掩地直诉:“男人分两截，上半截和下半截。上半截是修养，下半截是本质。”如此口无禁忌，哪像传统东方女人？一个女流，竟一面公然自称“是一个喜欢男人的女人”，一面把玩着自己煞费苦心弄出来的杂志，难怪她老妈也称她是“名门痞女”。
然而，近日读及记者采访她的一篇报道(见2月12日《中国青年报》)，竟兀自对这位“名出版人”生出些好感来。倒不是因为她人到中年，依然衣着时尚，说话大气与幽默，全无扭捏作态；也不是因为她目前兼为国内三家知名时尚杂志《青春一族》、《ILook》、《乐》的创办人，事业如日中天，让人肃然起敬；而是因为她话题貌似“离经叛道”，背后却深藏着对当下主流文化的沉思。
洪晃观察到，全世界英文媒体主要版面上平均每天有124条关于中国的报道，“但80％是负面的，挺吓人的。”她没有具体说那“挺吓人”的“负面”究竟是些啥，但凭着身处现实的体验，我们可以想象到那“负面”的东西指的是些啥。“负面”产生的原因，洪晃说得中肯:都是“目的性太强”惹的祸——我们“过高估计了成功、精英、钱等这些在中国主流里面特别认可的东西的价值——动不动就去PK，PK就能成功，成功就能赚钱，赚钱就能买车……”。洪晃觉得目的性太强的根子，在于价值观。她说，“我一直相信任何一个主流文化盛行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反文化’与这个主流文化逆行。我就对这种逆行的、冒尖的东西比较感兴趣。”
洪晃的这些独特见解，透出的是文化人对文化的深层思考，引人高看。
作为文化人，洪晃声称她“对逆行的、冒尖的东西比较感兴趣”，主张“生活就该轻松点儿，别那么抓耳挠腮的”。这兴趣和主张，看似有些玩世不恭，实则是一种难得的历史感。
历史感，说起来玄乎，其实并不深奥。对于文化人而言，历史感就是一种在文化的流动中寻求位置的自觉，一种时时醒着的神圣信念和使命感。一位学者在回答何为历史感时，曾说过:历史感“就是你能够敏锐地感觉到如今自己眼前的日常生活哪些会在时光的过滤器当中被无情地过滤掉，哪些有可能成为将来的历史；当你读以往的历史的时候，你能够把它还原成像今天的日常生活里面的具体内容”。洪晃对“逆行的、冒尖的东西”所具有的兴趣，勿太重成功、精英、金钱之类“目的”的主张，“另类”中透视的不就正是这种历史感？
作为文化人，有没有这样的历史感不一样。惟具有这样的历史感，才能在“对逆行的、冒尖的东西比较感兴趣”的弄潮中，始终具有方向感和责任感，做流行之外的思考者、实践者；惟具有这样的历史感，才能在成功、精英、金钱之类诱惑下，在电影大片主义、古典的颠覆性解读、花样百出的行为艺术红火之际，始终保持一份清醒，少一些浮躁，多一点定力；也惟具有这样的历史感，才能在充分利用流行与时尚时，不忘文化人本当具有的人格与良知，着力于通过“现实”这个中介，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汇通心灵的桥梁，造福社会，造福人类。古往今来，文化的不朽都源自厚重的历史感。
我们期冀，中国文化人的历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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