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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浩
张炜是一个在当今容易招致误解的作家，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所决定的。
在当代中国，几乎所有成名和尚未成名的作家都在刻意寻找、营造着一种特色，要么追求可读，要么追求不可读，但同时期望藉炒作引起圈里圈外人的关注。这一切造成了一种貌似灿烂的景观，但实质上，作家们的目的不外乎想使自己凸显出来，有别于他人，在文坛确立自己的位置。张炜却不是这样，他既不太注重形式的别致，也不愿以特别好看的故事哗众取宠，他很本色，很真，他追求的只是心灵的表达，是力求清晰的陈述和思辨，是恳切的诉说，是忘情的自吟。在张炜的写作中，这一切常常到了固执的、无暇他顾的程度，所以在许多人看来，就有些不可理喻。有人因此提出可读性的问题，但我们不知道，对于严肃的、力求独立思考的艺术来说，他所说的可读性是怎样一个东西。这“性”那“性”的，大约缺少的只是一个“性”吧。比较有善意的人说张炜更像是一个诗人，他们从技术的角度说，小说应该忌讳什么什么，而不应该怎么怎么做，云云；有人怀疑张炜的艺术功力，认为《古船》之后张炜不会写小说了；还有的说张炜的艺术尚有待飞跃，不够成熟不够老辣……此外，刻薄者把柔情视之为矫情，心怀恶意者将正气诬为泄愤，甚至有人指责张炜写得太多，等等。
说法种种，在不了解张炜作品的人看来，似乎都是有道理的。但其实，这些貌似有理的评论，包含着极大的误解、粗暴的指责乃至恶意的诋毁。这一切，本来也许伤害不了张炜，也无须我在此说三道四，因为作家和作品是应该任由人评说的，因为读者自有眼睛和心灵，自会明察。我们相信一个有鉴别力又有良知的人真正捧读张炜的作品，就不难从中体味到一种博大的情感并获得感动，同时做出恰当的评价。但现在看，情况并非这么简单:由于普遍的匆忙和浮躁，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沉静下来进行阅读了，读者主动放弃和被动丧失了亲自品尝、感悟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声音就显得尤为重要。错误判断的传播，导致了文学圈子和职业读者某种程度上进一步的误解。而大众阅读主要是寻找消遣，多数普通读者是缺乏鉴别力的，严肃文学较难唤起他们的兴趣。如果说张炜的作品不为他们所喜欢是可以理解的，那么，那些“帮闲”的评论家不喜欢谈论他，也不奇怪。在一些所谓的青年才俊貌似公允的脸上，我看到的是对正义的文学的冷漠、反感和本能的抵触。
张炜是一个深深扎根于现实的作家，他的苦难经历为他的艺术注入了一种强劲的原动力，这一点无须我在此多谈。既然现在人们普遍关心的是作品的艺术手法和可读性，那么我们还是回到他的写作上。那些讲故事的好手常常变脸，时尚和反时尚归根结底都是一种时尚，他们讲究故事的可读，讲究叙述的策略，讲究了很多，但就是缺少真诚，缺少血泪心汁，他们建立在文本之上的趣味因此就不免有着媚俗的嫌疑。无根的人总是左右摇摆，思想和趣味容易处于漂浮状态，但张炜不是这样。张炜有根且扎得很深，所以他不愿意模仿和追逐，而只愿寻找同道和知音。托尔斯泰和鲁迅，是他文学天空的两大星座，他认定了他们，渴慕其灵魂的光芒并做始终不渝的效仿，正像他在《融入野地》中说的那样——“心甘情愿一意追踪”。可以这样概括张炜的追求:出于一种真诚，他选择了一条纯正而又艰难的道路走了下去，越走越远，当远到了一定程度时，他就成了一个自吟者，成了一种“异类”和别一种“先锋”。
一个艺术家遭受误解、漠视甚至敌意，都太正常不过了。纯正的写作在今天为何特别招致误解，特别受冷遇呢？我想，一个重要因素当与时代风气有关。现在很少有人愿意肩负责任，甚至有许多人，他们不但不向往高尚的东西，还要拼命糟蹋，把水搅浑以显不出自己的肮脏。于是，时间长了，价值观还真的混乱了起来:陈腐成了先锋，作态成了另类，无聊成了有趣，无赖成了反叛，下流成了幽默，插科打诨成为了机智风趣。
今天许多大众读者的趣味让人无法恭维。在今天的中国，什么烂的东西都会有人叫好，什么样的水货都会有人嚷嚷有内容，并且振振有词地说出内容之所在。评论家队伍中，有许多种人让我不喜欢:有的庸才一个，看作家看作品一律分辨不出好坏，胡子眉毛一把抓，牛骥同皂；有的给好处就抹金，完全等同于市侩；有的只为圈子里的哥们摇旗呐喊；有的过于喜欢新生的作者，尤其是女作者；还有的可以说是良知荡然无存，故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玩酷，耍流氓，以显示自己的不凡和脱俗……大众的阅读就这样可悲地被干扰被搅和了。
作家们玩完现代玩后现代，玩够了又回归现实主义，回归了还不肯善罢甘休，再加之以这“新”那“新”的名目，继续吓唬读者；评论家再这么一搅和，读者这会儿可真正是被玩蒙了。这种状况一经开始，便会长期发展蔓延下去，在一个时代里很难得到迅速改善。正因如此，倡扬纯正的阅读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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