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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行良
上海即将举行第十届丁玲学术讨论会，拜读文学报老同仁老朋友曾文渊为本届年会撰写的《丁玲与文学报》文稿，令我骤然想起丁玲为文学报“救场”前前后后的往事。
丁玲“救场”的缘由是，1983年春，文学报创刊进入第三个年头，当时的发行数为13.3万，但大家心犹不甘，很想使发行量更上一层楼。报社领导说本报发行对象主要是文艺界与及其周边的广大文学青年和文学爱好者，大家要根据这两类读者的新情况新需求，开动脑筋，想方设法，改进版面，要推出具有冲击力的新栏目，让发行量再上新档次。在这个氛围下，我所主持的理论版决定推出新栏目《文学大课堂》。主要是组请全国文学界顶尖级的著名作家，如北京的王蒙、刘绍棠，天津的冯骥才、蒋子龙，江苏的陆文夫，广东的陈国凯，山西的焦祖尧等，按计划把他们请来报社，为上海广大文学青年与业余作者作专题创作讲座，包括介绍他们的成名作和代表作的创作经验。每两周举办一次。然后再把他们的讲演文稿在版面上的《文学大课堂》栏目下全文发表。这样把组织文学活动与版面革新并举，一举两得。这个设想计划先在头版新闻上披露，制造舆论。果然，所获反响比意料中的还要强烈。集中表现为报纸预订数猛增5.2万，总数达18.5万，(之后又直线上升到近23万份)。这样的反响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巨大压力，怎样把这项工作切实做好，决不能辜负广大读者的热切期待。首先是把开讲仪式的主讲人选好，争取把第一炮打响。当时经过联系，认定人选是蒋子龙。蒋子龙从发表《乔厂长上任记》后，一举成名，在全国中短篇小说评奖中连年获奖，特别是在1983年的全国评奖中夺得中短篇小说双奖，文坛影响更是红得发紫。确定他为主讲人当然是最理想的选择。当即正式发布消息，再造舆论。仅仅过了两天，突发事件降临，蒋子龙在我们的视野中突然“消失”。在电话联系中，他夫人说，昨天去了北京。询问中国作协创联部回答说，蒋子龙来过，说又去了山西。山西作协主席马烽在电话中回答，蒋子龙来太原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弄得我们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报社同仁也为此忐忑不安。
此时此刻，新闻部负责人韩冰笑嘻嘻的来到我的面前说:老陆，不要急，我去请丁玲来“救场”，怎样？我生气地回答，我正急得要命，你还来开什么玩笑，丁玲、丁玲、丁玲在哪里？他正经回答，不开玩笑，我和丁玲在东北打过交道，现在丁玲正在南通，我去请她，马到成功。我顿时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把抓住他去见报社领导诗人雁翼(老雁当时由陈沂同志把他从四川请来协助峻青同志主持报社日常工作)。老雁也高兴得大笑起来，能把丁玲请来当然是最好没有的了。他又冷静地说，这不是小事，要向峻青汇报，峻青与丁玲的友谊非同一般，现在最好由峻青代表报社写封邀请信，岂不更加万无一失。
隔日，事情进展不出所料，韩冰从南通来电，报告丁玲已见到，同意来上海，明天上午出发。听罢这个消息，我当即要求韩冰时刻跟踪丁玲，明天一定把她带回上海，我在衡山宾馆恭候。
那天上午11时光景，我在衡山宾馆迎候到的，不只是那位德高望重、白发苍苍的老作家丁玲，还有她的丈夫陈明同志，更感意外的，还有文坛宿将楼适夷，古典文学研究不老松、屈原楚辞老专家文怀沙，一行四人。
第二天上午9时，文学报《文学大课堂》开讲仪式在人民大舞台举行。那天前来听讲的人特别众多，偌大的会场坐得满满当当。开讲前，峻青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一个小包，说这是他家招待贵宾用的高级绿茶，要我用这茶叶泡水供丁玲喝。我说陈明已经交代，丁玲只喝白开水。峻青又改口，要我用两只杯子，一只泡茶，一只白开水，供丁玲选用。我照此办理。
当峻青引着丁玲登上讲台时，坐在我身旁的两位在窃窃私语:报上通知说主讲人是蒋子龙，该是一条北方大汉，眼前上台的却是一位身着红毛线衣的白发老太，她是谁？当峻青在开场白中提到丁玲大名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的雷鸣掌声，有一大批听众争先恐后拥向台前，争取最佳位置亲眼目睹这位难得一见的大作家风采。场面有些失控。还是丁玲有经验，她一再站起，走到台前扬手致意，招呼大家回到座位，才得以平息。
丁玲面对话筒开讲，全场顿时屏息无声。她没有讲稿，连一张讲授提要的纸也没有。她面带笑容，侃侃而谈，谈文学现状，也谈文学历史。谈创作，谈她自己。有说有笑，饶有风趣。如同与文学青年促膝谈心，一点儿也没有大作家老作家的架子。谈者随意，听者着迷。丁玲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支持举办文学讲习班。讲她早在延安时期，“文抗”在一个小山头上办过“星期文艺学园”，当时条件艰苦，也取得不错成果。接着讲她解放后在北京举办“文学讲习所”。现在的条件更好，喜欢写作的很多，用办学习班提高水平是个好办法。第二个问题结合她自己的创作实践，讲了“写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课题。对“不喜欢的”也要去写，先得去熟悉它，写它就是揭露和批判。这也是文学创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第三个问题讲“民族传统不能丢”。她告诫大家:我们应当“了解外国人在搞些什么东西，搞得好的，我们就学，搞得不好的，我们不要，千万不要把外国人早已丢弃的东西当作宝贝捡回来”。丁玲一口气讲了这三个问题，二个小时多时间很快过去了。我注意到丁玲在讲演中选用的那只白开水杯子，也只用了三四次。可见她当时的精力与心态都很好。
回宾馆路上，丁玲交代，她今天讲的，托文学报整理。如果发表，届时寄她两张报纸即行。我们当然遵嘱照办。成文后以《走正确的文学道路》为题，发表在当年7月7日出版的文学报上。之后又收入她的《文学天才意味着什么》的书中。
二十多年前，文学报《文学大课堂》将开张，就经受这场风波，而平息这场风波的却是丁玲。我作为这场风波的当事者，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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