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慧虹
作家苏童写过一篇随笔《电视时代》，“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空闲时间是与电视为伴……看电视的人们对电视缺乏虔敬之情，他们的身体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他们的嘴里嗑着瓜子含着蜜饯呷着绿茶，但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却关注着电视机的屏幕和声音”，他们来回地转换频道，最终找到一个比较喜欢的节目，于是一个空闲的夜晚就被电视安排妥当了。
这是一篇上世纪90年代的随笔，现在，随笔中的情景虽仍一再展现于我们身边，但毕竟，人们的文化消费生活中又被充塞进更多新的形式。不仅互联网络跃跃欲试与电视争宠，而且，从手机报纸、手机电台到手机电视等等，五花八门的移动多媒体勃然兴起，它们越来越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中的宗教。现代媒体几乎就是一个伶牙俐齿吃苦耐劳魅力四射所向披靡的传教士，整个世界都成了他的教堂。
现代媒体的优势所在，在于其所表露出的“阅众参与”、“去中心化”和“平等对话”特征，极大降低了平民参与社会传播的“门槛”，他们可以DIY式的全方位参与表达。再者，与传统媒体特别是纸质媒体相比，现代媒体对于社会风尚的敏锐把握，以及对于计算机技术出神入化的运用，致使所产生的超级文本、立体文本、多媒体文本焕发出普通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也于是，在很多人那里，读文体验让位于读图体验；或者说，读图体验占据了主导位置，它影响和引领着读文体验。
媒体其实就是一个舞台，舞文弄墨者、嘴上功夫了得者(当然，还得有真才实学)依然是最有资格上台表演的演员。面对现代媒体搭就的舞台，有的人欣然上台唱念作打，有的人面露不屑退避三舍，那是各自的权利与自由。然而，正像演员无一例外地要接受观众的评判，既然有人愿意在现代媒体上展露影姿、表达观点，他们就得面对社会公众的种种称赞与非议。
以刘心武揭密《红楼梦》为例。当年刘心武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对《红楼梦》剑走偏锋的一番解说，加之互联网络(也包括传统媒体)的积极跟进，既让百无聊赖的大众耳目为之一新，引发一股“草根红学”热潮，却也为他招致滚滚骂名。看过了针对刘心武的种种评论，也看过了有关他为人处事的一些记述，我不赞成有些人以莫名激烈的言辞将刘心武在现代媒体的亮相与“钱”断然划上等号，毕竟，他在《百家讲坛》中向观众讲授的是他潜心研究十几年才自创的“秦学”，他对名著《红楼梦》有自己的见解。
刘心武揭密《红楼梦》的积极意义在于，他为人们展示了文化阅读的多种可能性，为现代媒体并不显得丰盛的文化篮子里投进了一块有趣的、值得咀嚼的物什。他的讲授，如果能引得更多的人远离庸俗乃至堕落的消闲娱乐方式，学会积极地锻炼自己的思维、多角度看待问题，未尝不是一件抛砖引玉的好事。当然，正是由于现代媒体全方位的深入展现，刘心武得以将自己的观点无所保留地传达了出来，正是由于现代媒体表达的自由和受众的宽泛，从而引起了在传统媒体时代不可能出现的如此轰动效果。
借助于现代媒体所提供的舞台，刘心武的表演尽管不乏积极意义，但纵观一些专家学者就此而做出的评论，也不无道理。比如，有的红学家指出，刘心武的整个理论是建立在秦可卿“原型”假说的基础之上的，先不论由一个假说推理出其他假说是否合乎学术规范，就连刘心武本人都无法证明这个理论赖以成立的关键——康熙朝废太子胤礽之女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所以事实上，刘心武的红学理论是一个不完善的假说，是经不起严密的学术论证的“半成品”。由此也提示公众:在现代媒体所主导的种种信息似是而非的情况下，对于一种观点、一种现象，人们不应盲目地照单全收，需要加以思考、甄别，即便思考之后仍不得要领，那也可依托现代媒体所提供的海量信息，从中对照学习，这样，自然会呈现出“无影灯效应”，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人们还可以凭借着现代媒体尤其像网络、手机所具有的互动特性，在与他人的信息交流中提高认识。
现代媒体时代，我们坐享文化成果拥有了更多便利，可我们不该如观看电视节目一样只是一味慵懒地躺着，只是依靠眼睛与耳朵，惟独令脑子缺位；也不该一如上网聊天、玩电脑游戏、收发短信那样地狂热、随意，而使理性与必要的敬畏不再。现代媒体所营造的“气场”里，我们感受着别人的表演，别人也在看着我们表演，大家都该做出个好样子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