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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书华
《百家讲坛》通过大众媒体，将学术文化公众化，在经济至上的时代，在社会上掀起了阵阵文化热潮，这对于经济时代的文化思想建设来说，无论如何也是一次功不可没足以令人三思而又三思的有益尝试。
但正因为如此，三思之后，我想从发展的角度，对《百家讲坛》提出三点批评:
第一，我佩服，王立群确实讲得精彩，我承认，尽管易中天所讲有表演色彩，于丹所讲有常识错误，但他们确实讲得是十二分地成功。他们所讲，不是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而是对公众的学术文化传播，从一时间众说纷纭《百家讲坛》的盛况来说，他们也确实赢得了公众。这不禁让我想到了1980年代中期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热，据说，当时上海妓女的手提袋里有三件必备之物，一是口红，一是避孕套，一是《文化苦旅》，可见其时文化之于时尚的程度。只是那时的《文化苦旅》，是通过文字散文这一比较日常生活化的文学文体流行于世，而今天，《百家讲坛》却是通过电视这一大众媒体而盛行于世的。通过《文化苦旅》在其时的流行，让我们看到了那一个时代社会潜藏着的对文化的巨大渴求，通过《百家讲坛》在今天的盛行，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今时代社会潜藏着的对文化的巨大渴求。但也正因为如此，我反而有着一种深深地忧虑:一个民族的文化名著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名著，总是因为在其中深隐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密码，我们之所以对孔子所言，对汉武帝、曹操的权谋，对卫青的谨慎，对陆逊的不幸，深有同感，我们之所以对王立群、易中天、于丹们的所讲，深表欢迎，那正是因为，这些权谋、谨慎、不幸，正是以各种同构的形式、形态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或者是深藏在我们的心里呵，那正是因为，类似这样的讲解，代代沉积，早已融化到我们的血液之中，沉潜为我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了，所以，我们才这样乐于听到这些并为此而津津乐道。但是，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算计的智慧，或者因此而来的防备算计的智慧，我们是不是过于发达了？我们是不是过于沉溺于津津乐道于这种智慧之中而不能自拔了？关于这样智慧的故事，我们从小到大，是不是听得太多太多了？如果还让我们在津津乐道中，不知不觉地听下去，对我们民族心智的成长，对我们成为一个现代的独立的个体的人，到底有什么好处？要而言之，《百家讲坛》在用甜得可口的毒药，满足着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精神之饥渴。
第二，《百家讲坛》正在成为《一家讲坛》，成为讲授中国帝王生存之术、权臣生存之术、草民生存之术但就是不讲什么是“人”的一家讲坛，但值此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社会，值此从草民向公民转型的中国社会，值此面对新的社会形态，不知何去何从失去价值指向的中国大众，《百家讲坛》既然名曰“百家”，那么，在“百家”之中，是不是也可以有其他几“家”的声音呢？面对金钱迷心之惑，是不是也可以讲讲巴尔扎克呢？面对女性生命之问，是不是也可以讲讲包法利夫人讲讲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呢？或者面对大众今天的价值迷茫，是不是也可以讲讲在“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后，现代中国人的漂流之旅呢？讲讲鲁迅不停地出走的漂泊人生，讲讲郁达夫们无路可走之后在海边祈告，讲讲朱自清们在夜晚温馨妻儿家中仍然不得归宿而离家的寻觅，讲讲徐志摩们“甘心作一条水草”而不可得的最终的死路一条。我相信，这些鲜活的生命形态、人生形态，虽然不能让大众在思维惯性中给以无条件地认同，但却也因为其时代的鲜活，因为对其的见仁见智，反而更能给大众以心智、情感的激活，甚至因此更能引起大众的欢迎。我甚至以为，即使是对希腊众神生态的介绍，即使是对卡夫卡小公务员人生的品评，也同样能得到中国大众的欢迎。我也相信，能够把上述这些讲得其效果并不亚于王立群、易中天、于丹的讲授者，在中国，不说是比比皆是吧，但也应该是不乏其人的。关键不是能不能做到，而是要不要给中国大众以新的精神食粮。退一万步说，偏食不利于小孩子的健康成长，这个道理人人都懂，那么，成人在精神上偏食，为什么大家就视而不见了呢？
第三，如上所述，我相信，能够讲好西方文化、中国现代文化的人，大有人在，想通过了解西方文化、中国现代文化而加深对自身了解的观众也大有人在，但在这其中，必须有媒体给以沟通，如果媒体在此出现“梗阻”，那么，想发出的声音就发不出来，想听到的声音就听不到。或者说，媒体可以强化许多信息、声音，可以弱化甚至泯灭许多信息、声音，在媒体的作用下，当大众长期接受一种信息时，其内心就会因此而形成一种心理结构而对其他信息不再接受，当大众长期接受一种声音时，其“耳朵”也就会将其他的声音视为“噪音”。我不大懂得“媒体霸权”之类的理论，但我总觉得，在信息时代，往小里说，媒体是有沟通各种信息之职责吧？往大里说，媒体是有引导大众之责任吧？那么，《百家讲坛》作为大众日益信赖的“名栏”，在“讲”什么给大众时，在让大众接受什么样的信息，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时，是不是也应该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给以认真地考虑与精心地设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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