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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海
一、边缘化问题 拿某一个历史时期诗歌杂志的读者与发行量跟当前相比，是不可比也不能比的。现实地而不是“历史地”来看，是很正常的。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又会发现:1.新诗写作的新苗不断涌现，从诗歌奖项、不同版本的诗歌年鉴来看，涌现出来的诗歌新苗，大大超过五六十年代，就作品的多元向度来看，也大大超过了八九十年代。2.各地层出不穷的诗歌活动，是自新诗诞生以来，九十年中最为辉煌的时代，诗歌节已经成为各地竞相争办的一个高雅的文化活动；各种不同类型的诗歌研讨会，特别是“盘峰诗会”等具有学术性诗会的召开，让诗歌自身与诗作者更自觉、更深入地探索新诗的创新、发展与如何融向本土化的问题。3.诗歌名刊推出具有自己特点的首席诗人与作品，预示着中国新诗走过九十年艰难历程后，不是滑向边缘，而是朝着一个新的更高的方向去发展。4.网络诗歌与各种民刊自觉发展与大幅度地递增，加固和扩展了中国新诗的阵地，虽然有巴赫金“大众狂欢”之嫌，说明新诗写作的兴旺，是不争的事实。5.在诗人徐志摩、穆旦的家乡海宁，诗人更是幸运的，他们所到之处受到普遍的尊敬，诗人们自发聚集诗歌沙龙。政府也慷慨解囊，一个徐志摩诗歌节就花去百万元。现实地看当前诗歌境况，中国当下新诗写作的现状，应该是“貌似边缘，实据重镇，看似平淡，实则热烈，纸网并进，浑然一新”。
二、诗歌的新元素 “欲望”、“游戏”与“无意识”成为当下诗歌创作的新元素，这一是与解构主义有关。解构经典从创作者文化心理来说，也是一个必然，因为纯文化心理其实是没有的，每个诗人的文化心理总有比例不同的个人的生理因素搅拌在内，而作为创作者的个人生理因素之重要特征，就想创新，创新的历史显示着解构经典的可行性。其二是当下文化的大趋势是快捷与浅阅读相结合，浮躁与功利性相结合。事实上，不少诗作者既乘着网络与民刊的东风，大肆挥霍他们的诗歌，却又总是游离于社会日常主流的或深层的主题，进行浅层次的写作，相对的繁荣同时也掩盖了诗歌本身的质地与精神的下坠。这就使得“欲望”与“游戏”在诗歌创作中的提升明显加大，“无意识”派生的随意口拈式写作，也就自然性地涌出。“欲望”、“游戏”与“无意识”地大肆膨化，导致了诗歌深度的消解。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审视，对生命意义的现代性追问，对人的生存状况的人文价值的勘查，对人的灵魂的审判批判，无疑被这新的元素淡化甚至淹灭。不幸的诗歌，充塞着浅薄的欢娱与任性的无聊。
三、语言狂欢与诗之高雅 语言狂欢的起因在于游戏，它的好处是能唤起众多人士对诗歌的关注与参与，特别是对被纸质刊物取舍标准所冷落的业余作者。同时，它也能让诗歌又一次走进寻常百姓家，成为老百姓们生活诗化的一种大众文化现象。但我们又不得不看到诗是高雅艺术之一种这个特定的文化现象，当她被大肆普及而不是适度普及时，就会沦为一种说教的工具而非诗化。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赵丽华的“梨花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跟帖着学，为什么会成为一起哄动诗界的新闻(或称运动)，除了上述“元素”导致的语言狂欢，举旗者本身耽溺在毫无生气甚至有点麻木的生活状态中，说明昔日诗歌的健将而今因诸多原因，已暂时跌入一个衰落的时期。这是由她现时“玩家”心态导致出的一种短暂的语言狂欢的泡沫，无庸讳言，赵丽华们当前缺乏的正是真情和宏大的人性关怀。
当前诗歌创作的另一面，还涉及到诗歌语言偏执地去写生或写真肉体，把诗美降格为动物性的体验，想当年T.S艾略特的《荒原》引进中国，在诗界曾引起多大的震动，那种现实意义上的象征，高品位的精神支柱与高层次的精神写作，曾启示了多少中国诗人以自己的感受冲动揭开了中国新诗的又一页。然当前中国有不少诗人将淹在平庸生活海洋中喘息时吐出的泡沫当成诗。以自己缺钙缺锌的姿态去描述大地上的花鸟，夜空里的星星，如同大道上的尘埃苟且于俗世，虚脱了作品中审美理想的坚硬内核。
四、“民间性”与“底层写作” 有幸读到《文学评论》第5期上张清华谈“非文学性”之诗歌写作时，引起共鸣。他谈到“民间性”与“底层写作”的美学说，“巴赫金说，拉伯雷的‘非文学性’某种意义上即是他的‘民间性’”具有“贬低化，世俗化和肉体化的特点”。当下中国诗歌的写作，这种现象的主要倾向随处可见，这就无形中严重地影响中国新诗健康发展与品位提升。而底层写作的非纸质化“泛写”与某些编辑选载民刊诗歌的情绪化投入，更加重了这种危险性，这也是每个真正献身诗歌创作，把诗当作事业来做的诗人们焦虑的病灶所在。我们在这尤其要提出的是生活积累。作品与作家生活积累的关系，既是时间的，又是空间的；因为文学有她自己独特的审美性，所以生活的积累就应该是动态的、多元的，而不是以淡出生活而显示自己的“高姿”。它并不只是一个时间累积的概念。这也正是“艰难的写作”。诗与诗的高下，正在于生活化积累于语言的新说与意象的创新，是一个怎样把树和草、人和事及其生活特征、词语逻辑与思想内涵有别于从前的新鲜之吟，可人之唱。
五、古体诗词与新诗互补的问题 新诗是舶来品，但新诗又不是绝对的舶来品，因为从语言学上来讲，语言的进化是历史的必然，白话替代文言也是时代之所需，在讲新诗受西方文体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常常忽略了这么一个事实，新诗发展中它很注意吸收本土民间白话口语。而就在这语言进程中出现的(学习来的)新诗，其实又不能不看到中国古典诗词的迷人韵律与精雕细琢的词句。甚至一个字一个词蕴含多重意思。比照当下新诗的浮躁写作，实在有必要向古典诗词学习，但这种学习又不是谁跟谁的问题，而只是个借鉴。我们这一代诗人要担当的，是注重母语，分析汉语特征，特别是从中华古典诗词中去寻找“创作心理”与“用词规律”，然后把它带到新诗创作的过程中，磨合出一个新的、好的方法。当然，这极有可能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说法。因为这和前一阶段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说”一样，容易搁浅，因为“怎么转换”的现实层面的操作，至今尚未找到一个润滑惬意的通道。
六、评介者的立场 只要真心去翻检诗歌专业刊物，或搜罗一些民刊和网络上的诗歌，便不难发现，当前诗人与诗歌在“难度写作”中仍然有他们的创新与突破，这一是深掘人性上的拓展，二是生命体验中人文关怀的诗意显现。其中，语言上有二个明显的特点:浅白的更浅白，深奥的更哲理。但由于诗歌刊物发行量与几个历史时期相比的大起大落，新的锐变改革的举措在诗中不断地加剧，不愿深入理解内情的人，便对当前的诗歌创作与发展作出了消极的“边缘说”。其实，对于当前诗歌创作评价的问题，对于当代诗人怎么看的问题，“边缘”说是隔一层的心理障碍所致，同时，更是一些读者审美水准所致，一些读者跟不上对新诗发展的理解性阅读，一些原本的诗歌爱好者，甚至是一些研究者，还站在原有(七八十年代，甚至是五六十年代)的审美欣赏角度、水准去看待和评介当下的新诗，当然就无法与诗人进行真正的心灵沟通，更谈不上产生审美的共鸣。责任不在诗人，而在固步自封的读者。
“天下有好诗，期待知音多”——我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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